抗战胜利结束后，蒋介石当局中的一些人视多次帮助营救过共产党人的吴凯声为眼中钉，妄图以汉奸罪名诱捕，欲判其罪。幸而吴凯声的母亲从观音像座底下取出国民政府军亊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亲署的嘉奖令交法院，证明其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后，才得以换来一句“对不起吴先生误会了”进而无罪释放。80年代初，《解放日报》著名记者许寅曾发表《共产党不会忘记老朋友》 [1] 一文，其中详细介绍了吴凯声营救廖承志、陈赓、陈延年等多位共产党人的事迹。《廖承志传记》、《陈赓传记》亦对吴凯声营救事迹做出了重点介绍。

陈赓在哈军工做报告时更曾多次赞扬吴凯声营救共产党人的事迹。宜兴和桥高中校史室中，吴凯声与潘汉年等四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辉煌事迹并列，位置尤为显著，介绍内容最为详实。2015年、2016年，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制作播出了包含吴凯声生平内容的纪录片，对相关历史史实也做出报道和介绍。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除了积极营救共产党人，吴凯声也同时利用大律师的身份和汪伪政府的掩护身份，通过各种渠道，营救、庇护、帮助了数以百计的犹太难民，并最终帮助他们取得了前往美国的签证和船票，冒着生命危险护送他们通过日本军队的封锁，远行美洲，这一义举更是让“吴凯声博士”的名字被美国犹太人学会用来命名“终身成就奖”，2017年被颁于美国联邦参议员乔﹒利伯曼。

新中国成立后，吴凯声任上海外国语职业学校法语教授，后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顾问、外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国际文学研究员及上海文史馆馆员等 。于1997年病逝，享年97岁。

吴凯声(1900-1997)，江苏宜兴人。

1921年毕业于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文科，赴法国留学。在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求学期间，曾师从王国维学习诗词。

1922年，在法期间，吴凯声与周恩来，王若飞等勤工俭学留学生们交往密切，作为官费留学生和《申报》特约通讯员，生活相对宽裕，周恩来等人常去他那里打牙祭，成为好友。

1924年在法国里昂大学法律系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任巴黎大学最高国际法学院研究员、巴黎比较法学院通讯院士。

1925年至1926年，任英国伦敦大学校外研究员，并在巴黎圣拉萨中法银行任高级职员。

1926年归国，吴凯声为开业律师，成为上海法租界第一个用英语、法语辩护的中国律师。

1927年1月，吴凯声作为国民政府主要代表之一，主持从英国收回汉口租界。

1928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兼任中法、中意宁案委员，后转任外交部、中央银行法律顾问，仍在上海执行律师事务。

1929年，吴凯声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办事处秘书长；8月任驻瑞士使馆代办，全权公使。出席国际禁烟会议期间，大声疾呼反对将毒品运进中国，并签订了禁烟条约，被国外报纸誉为“禁烟老虎”。

1930年回国，任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上海法科大学、东亚大学等校董及教授，培养了史良等著名律师。并任中外文化协会理事长。兼任上海工商联合会、码头工会、印刷工会、电车工会法律顾问，并兼任明星电影公司法律顾问。

1931年8月，曾在宋庆龄领导下参与营救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牛兰夫妇。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东三省，吴凯声与施肇基（驻英公使）、王家贞（外交部次长）出任国联代表，年仅31岁。他在日内瓦与法国外交部长白里昂（Briang）等接洽，争取国际对抗日阵线的同情，对我国被侵略情况叠次发表宣言，慷慨直陈，博得国际好评，并与国联秘书长商讨组织安排李顿国际调查团到华，并亲自陪同李顿国际调查团赴东北交涉，面对日本侵略者据理力争。

1932年，吴凯声在上海担任各工会、各商业联合会、各同业工会团体的法律顾问。当时，他曾受周恩来之托，为著名共产党人陈延年（陈独秀长子）出庭辩护。

1932年，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在上海虹口公园为韩国义士尹奉吉刺杀，其幕后为金九领导的韩人爱国团及其中国四川籍律师吴山。吴山律师是孙中山七护法之一，原民国政府外交总长，云南讲武学堂教务长，朱德的老师。近数年经查证，吴山律师是吴凯声好友，吴凯声曾在他的办公室（中国铁道协会会长，冯玉祥助手）见到过朱德。有记载称，尹奉吉壮士出发执行任务前，曾在吴山律师家居住。

1933年3月，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中共地下党员廖承志被捕，恰逢陈赓在苏区作战受伤，赴上海治病，因叛徒告密被捕，两案同庭审理。

吴凯声受何香凝、宋庆龄等人之托，在法庭内外再次全力周旋。他不仅在法庭上针对变节者的指证缺乏物证层层辩驳，并以何香凝昏迷卧床向法庭施压。在法庭之外，则联络何香凝更改证言，逼宫上海市政府，时任市长吴铁城无奈请示蒋介石，由蒋亲自下令交保释放。后蒋介石政府迫于压力，也不得不释放了陈赓。

1933年，吴凯声接受宋庆龄之邀，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义务法律顾问，并任民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五人委员会委员（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沈钧儒和吴凯声）。

1933年6月17日，民盟重要领导人杨杏佛被蒋介石指使军统特务暗杀，吴凯声临危受命，冒生命危险到现场处理杨杏佛身后事宜，深入法租界巡捕房，设法找回杨杏佛记录众多共产党员及民主进步人士名单的笔记本，并转交给王若飞，避免了历史上一场血腥的屠杀。

1936年，“七君子事件”中吴凯声担任营救委员会委员，专职在庭外活动。首先他通过留法的同学关系，试图疏通警察局，保释沈钧儒等人出狱。

1938年，吴凯声对无数来到上海寻求庇护的犹太人伸出了援手，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为犹太难民谋得了许多福利，包括帮助刚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取得定居身份许可，免费为犹太难民做各种法律咨询，为想要经商的犹太人取得商业许可，自掏腰包资助生活困难的犹太难民。

1939年，抗战期间，吴凯声表面受国民政府指派，实际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安排，打入汪伪政府核心，与潘汉年配合，通过隐藏在上海住宅阁楼内的电台，与延安和重庆联络，主要任务是传递情报并营救同志。

当时，吴凯声从香港返回上海，对外声称因为母亲身体需要而回来照顾。实际上，他和潘汉年先后返回上海，与汪伪政府和国民党中统、军统周旋，共同携手就稳定上海地下党从方方面面开展工作。上海地下党之前遭受6次破坏，后经过吴凯声和潘汉年的共同努力，终于把上海地下党组织稳定下来一直持续到解放。并且为支援新四军的前线作战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武器、弹药和药品的输送。

1957年被送到江苏大丰农场劳改，后陈赓大将发现被亲自营救释放。

1965年任上海外国语职业学校法语教授，后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顾问、外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国际文学研究员。

1977年，文革结束后，《解放日报》大篇幅发表《共产党不会忘记老朋友》文章，详细介绍了吴凯声营救廖承志、陈赓、陈延年等多位共产党人的事迹。

1982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1997年8月27日，因病在上海辞世，终年97岁。

吴凯声著有《中国不平等条约史》、《中国宪政史》、《吴凯声博士回忆录》、《绘画诗稿》、《吴凯声诗词集》、《国际法概论》、《国外法学知识译丛》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