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研究的深入，在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史奈德（Jack Snyder）、阿兰·柯林斯（Alan Collins）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但人们为“安全困境”所下的定义也越来越多，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如何界定“安全困境”的问题。根据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对以往学者对“安全困境”所下定义的总结，常见的大致有以下四种：

危害别国

这类定义关注因“安全困境”的运行所产生的结果，强调一国如何因其所采取的行动而无意间损害了邻国的安全。罗伯特·杰维斯、查尔斯·格拉泽和巴里·布赞就是此类定义的代表。例如，杰维斯认为当一国寻求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间损害他国安全的效果时，安全困境就会发生。布赞也同样认为，“当国家为自己寻求权力与安全时，很容易威胁到其他国家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

所有各方安全的减损

这类定义主要关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特性。罗伯特·莱伯认为，通过增加它们的权力，国家“并不必然增加它们自身的安全，因为它们的邻国和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实际上这种加强军备的行为倾向于使得所有国家更不安全，因为它提高了所有各方面临的潜在威胁的水平”。巴里·波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里“一国为加强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招致反应，最终使得该国与以前相比而不安全。”

意图的不确定性

此类定义主要侧重于解释“安全困境”这种现象的起源，关注于国家间的互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阐释“安全困境”的机理时写道，“你知道你自己无意加害于他，除了寻求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外，你对他一无所求；你绝无可能完全认识或记得这么一点，即他无法透视你的心灵，因而他对你的意图就决不可能像你对这意图一样放心。”尼古拉斯·惠勒和凯恩·布思则认为，“当一国的军备行为在另一国的思想中造成关于它们是用于防御目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加强自身的安全）还是用于进攻目的（改变现状以使其对己有利）而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时，安全困境就会存在”。惠勒和布思还把这种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视为界定安全困境的首要特性。

缺乏合适的政策

这种定义强调国家所处的绝望的境地，无论采取哪种选择，一个令人无法满意的解决方法是唯一的结果。理查德·斯莫克在述及此点时写道，“在本质上，“安全困境”的观念认为，如果一国在保卫自己安全上无所作为，它不会感到安全，但是任何保卫自己安全的努力必然威胁到他国或多国的安全，结果该国面临着一个困境：如果它不采取行动，它将不会感到安全，而假如它那样去做仍然感到不安全”。

1、善良的意图（benign intention）；2、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3、自我挫败或矛盾的政策（self-defeating/paradoxical policies）。

中美

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9年，中美两军关系发展就一直呈现发展、停顿、再发展、再停顿、再恢复的状态，进入了一个“时好时坏的怪圈”。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怪圈意味着中美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一种所谓的“安全困境”。就中美双方而言，这种所谓的“安全困境”更多地体现在美国方面。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军事力量也被视为大国成长的“肌肉”，越发吸引世界眼球。中国在国庆阅兵中坦率地展示出“让人感到震撼”的各种高新装备后，西方围绕中国军力的议论更加热闹。

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促使美国重新审视对华关系。于是，继布什政府自称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最近（2009年10月）又抛出一个新的概念——“战略保证”（英文原意为“重建战略互信”）。即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昌盛大国”的崛起，但是期望中方保证“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意即中国“保证”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华盛顿向北京提出恢复两国军方工作会晤。

2009年10月27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美国国防部主持仪式，欢迎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访美。 很显然，美方对于这次会晤抱着极高的期望，希望得到中国的所谓“战略保证”。而中国方面对改善两军关系也抱有极大的诚意。但后来发现，美国始终没有对中国作出所谓的“战略保证”。事实上，中美关系的发展还存在四大障碍，即：美台军事关系、美国舰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活动、两军交流的法制性障碍以及对华战略信任。

很显然，横亘在中美之间这四大障碍都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因此，如果美方真想走出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就必须正视中方的关切。

中日

中日之间存在着“安全困境”，双方的认识和处理恰当与否都直接关系到两国未来的发展。中日安全困境表现为客观性与非客观性相交织的特点，在中日关系互动中，非客观性因素日益突出地影响、左右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形态。中日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中日安全困境的建构主义分析可以使双方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彼此，有利于推动双方解放思想，摈弃旧观念，实现互利合作；有利于“安全困境”的消弭。

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一上台便高调将“东亚共同体”列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此举自然有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嫌疑。尽管目前这一构想还相当模糊，却已获得中国和韩国领导人的认同，并被写进《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这说明三国间的合作已经走到了新突破的门槛。事实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制度就可以看做是这一共同体的雏形。

中国越来越重视向世界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

“安全困境”是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它“不仅制造了冲突和紧张而且为诱发战争提供了动力”。因此如何缓解和摆脱安全困境就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首先，在安全困境能否被摆脱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争议。

1、以罗伯特·杰维斯、巴里·布赞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安全困境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里·布赞提出了“成熟的无政府”（mature anarchy）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无政府”将是一个高度有序和稳定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将享有更大程度的安全感，这种安全不仅来自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力量和成熟，而且也来自于规范它们之间关系的制度化规则的力量。布赞思想的核心就是用制度和规范改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减轻国家间对相互意图的不肯定性，从而达到缓解安全困境效果的目的。

2、罗伯特·杰维斯则主张建立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s）以对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在这个机制中，各个国家认同一定的准则、规则、原则。这些规范性的东西可使加入其中的国家互惠互限。如果国家在这样的安全机制中共存，那么一国军事潜力的增加，将不会导致其他国家跟着效仿作出相应的增加。相反，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将限制相对较强的国家利用其暂时强大的地位，这些国家将会容忍它们所处的虚弱地位，安全困境由此也将不复存在。

3、建构主义学派作为后起之秀也加入了这场大辩论中，并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缓解乃至摆脱安全困境的方法。其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自助和权力政治都是制度，而不是无政府的基本特征。无政府是国家们自己创造的”。正是国家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家们从这种接触中所获得的认识将决定安全困境是否发生。他认为，如果一国政治家通过在与他国政治家互动中学习这样一个过程，能够认识到另一国不是一个威胁，那么他们将能够理解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担忧并重新相互确认他们的意图。

经过缜密的论证和分析，杰维斯认为如果能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那么特定的军事态势能够缓解安全困境：（1）在爆发战争时，防御必须被认为拥有优势；（2）一个进攻性态势必须能与一个防御性态势区分开来。

“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学领域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它的存在和发生与主权国家体系紧密相联。但就主权国家的政治关系而言，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继续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里，追求安全将始终是所有国家需要最优先解决的问题。

“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当今印巴之间、朝韩之间、阿以之间仍存在着安全困境，有时表现还很活跃。研究安全困境，对于控制危机、缓解冲突、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安全困境”概念的运用有扩大化的趋势。有的学者用之来解释国内冲突爆发的原因；有的则关注其在社会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还有的学者则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困境”未来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