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荆州刺史桓玄代晋称帝。第二年，当时的北府兵将领刘裕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和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两地起兵，推翻桓玄，名义上恢复晋朝的统治，实际上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

过了十五年，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建立宋朝，定都建康（今南京市）。刘裕以后，一共传了七代，到宋顺帝升明三年（公元479年），又为萧齐所灭。

《宋书》成书于南齐永明年间，正值北魏孝文帝初期。此时孝文帝改革还没有完成，但是实力已不容小觑。北魏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刘宋的正统地位，为此，刘宋不得不利用各种手段争夺、捍卫、巩固其政权。《宋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肩负着为刘宋“争正统”的使命，其民族传具有明显的“正统之辨”色彩。

《宋书》由沈约最后总成，然在此之前，实已规模粗具。《宋书》卷一〇〇《自序》，叙述此前宋史撰述情况，颇为详备。

据所述，《宋书》在刘宋当代即已开始修撰，领其事者为宋文帝朝著作郎何承天，《宋书·何承天传》谓时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所撰纪传主要为武帝一朝之人事，所撰史志唯《天文》《律历》。《宋书·裴松之传》还提到在何承天之后，裴松之续国史，然“未及撰述”，即于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卒。不过，裴松之于元嘉十二年（435年）受诏撰《元嘉起居注》，为后人撰宋史留下了第一手重要资料。兹后，有山谦之、苏宝生续修，但他们在职时间都很短，估计撰成篇幅有限。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著作郎徐爰根据何、苏等人旧稿，撰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刘裕实掌国政的“王业之始”，迄于大明之末。其中，臧质、鲁爽、王僧达等传，出自孝武帝刘骏之手。可见，沈约所总成之《宋书》，前后经手者凡六人。裴松之虽“未及撰述”，然其《元嘉起居注》是后世修宋史之基础，其于《宋书》之撰述，与何承天同居开辟之功。

以上是沈约最后总成的《宋书》系统的编撰情况。《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沈约《宋书》六十五卷，二书在唐初当并存于世，今《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尚可见徐爰《宋书》残段。沈约《宋书》，即在徐爰等人《宋书》的基础上扩充修改而成。

《宋书》所记人物多为门阀地主，这反映了当时崇尚门第的风气。在类传中还增立了《孝义传》，标榜所谓“孝行”“孝廉”，迎合了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需要。书中还提出一些有益的政治措施，并辅以实例加以说明，如广开言路，接纳谏言；持法公平，不徇私情；选用良吏，久居其任；宽刑缓政，减免役税等，这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是大有益处的。

《宋书》的列传在写法上使用了代叙法，即将相关人物的简历、事迹在对人物行事的记叙中夹带写出。如《卢陵孝献王义真传》中，写义真在逃离关中途中遇见段宏单骑来寻，插入了关于段宏身世的介绍，这种带叙法省去了单独立传的烦冗。

《宋书》中记有关于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如《蛮夷传》中记录了宋朝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情况。《宋书》还记载了文学情况，如《谢灵运传论》，叙述了自屈原以后文学的发展进程，以及关于诗文用声律的主张。行文优美流畅，也是《宋书》突出的特色。

插叙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者对写作素材的驾驭能力，使繁芜的头绪在作者的统摄调度下，变得井然有序、严密规整。唐人小说中多有如《宋书》一样的小段插叙。李公佐《谢小娥传》基本采用自然时序，中间两次运用插叙：“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初，兰、春有党数十，暗记其名，悉擒就戮”，出于情节需要，以简笔写出。虽不能说唐传奇小说的插叙手法完全源于《宋书》，但至少可以说明，插叙手法是一种有效的叙述方法，对后来唐传奇小说的叙述法有一定的影响。

但《宋书》也有缺点，其思想倾向比较保守落后，因此歪曲和掩盖了很多历史真相。

《宋书》多讳，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多讳的原因与《宋书》修撰的独特性有关。《宋书》不像前“四史”那样纯粹是史家之私撰，也非唐后史书那样是官家之公修，它是第一部由史官奉敕修撰的正史，而实际上又是宋、齐两代史官共同完成的。现存沈约《宋书》是以宋徐爰《宋书》65卷为蓝本修撰而成。沈约《上宋书表》云：“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书》，草创纪传，止于武帝功臣，篇牍未广。其所撰志，唯《天文》《律历》，自此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谦之，孝建初，又被诏撰述，寻值病亡，仍使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踪成前作。爰因何、苏所述，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讫于大明之末。”由此可见，徐爰《宋书》65卷又是在宋人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写史的基础上完成的。当代人写当代事，“事属当时”，史无定论，史家撰史，对人物评价多受时旨的影响，且传中人物多涉及君亲，作者不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而多有隐讳。

《宋书》保存了丰富的史料。由于《宋书》为当朝人，当朝人记当朝史事，虽然不免有为当权者避讳和回护、曲笔的现象，但他们所接触的材料远比后世人所能接触的丰富得多。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宋书》的帝纪和列传中，记载了当时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史实。如在《少帝纪》和《褚叔度传》中记载了富阳人孙洁光领导的农民起义；《文帝纪》和《蛮夷传》、《沈庆之传》、《张邵传》中记载了荆州、雍州、豫州地区的“蛮族”骚动等。另外，在帝纪和诸王列传中还揭示了刘宋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如“徐（羡之）、傅（亮）废位”“太子劭弑逆”“南郡王之反”“竞陵王之叛”“桂阳王之叛”等。

第二，《武帝纪》《文帝纪》记载了宋初的改革和“元嘉之治”；《前废帝纪》和《后废帝纪》记载了宋末政治腐败的情况。《百官志》记载了晋宋时代特别是刘宋时期的政治制度。《州郡志》不仅记载了刘宋时代的地方行政机构的建置，同时还追溯了自魏晋以来南方地区州郡设置的变迁情况以及东晋刘宋时期南方侨置州郡的分布情况，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第三，《宋书》虽然没有专门记载社会经济情况的《食货志》，但在一些列传中还是保存了一部分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史料。如在《羊玄保传》中提到“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樵苏无托”。可以窥见当时土地兼并的情况。《孔琳之传》、《范泰传》以及《何尚之传》中记载了关于改铸钱币的争议，从中可以了解到南朝初年货币铸造及货币经济的发展情况。《谢灵运传》和《孔秀恭传》记载了当时士族庄园别业，可以了解庄园经济的形态。等等。

第四，《宋书》列传和志书记载了不少有关当时科技发展的情况，如《何承天传》记载了天文家何承天在天文方面的成就，《律历志》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和祖冲之的《大明历》。《五行志》记载了日、月食，地震，水、旱灾情况。这些都是了解研究当时科技发展的重要史料。沈约在《谢灵运传》后所作的“论”，从屈原、宋玉讲起，一直叙述到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是文学批评史方面的重要文章。

第五，《蛮夷传》不仅记载了东晋和南朝南方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情况和诸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的过程，还在《索虏传》和《吐谷浑传》中叙述了北魏和吐谷浑的建国源流，可以补《魏书》的不足。此外，它还叙述了亚洲各国如天竺（印度、巴基斯坦）、扶南（柬埔寨）、师子国（斯里兰卡）、佞国（日本）、高丽、百济（朝鲜）等国与刘宋王朝的交通贸易和使节往来，是研究刘宋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珍贵史料。

参与《宋书》编撰的徐爰“颇涉书传，犹悉朝仪”；续成其书的沈约“才智纵横”，“诗多而能”，为诗“长于清怨”，虽清淡却有旨意，二人的文学修养，特别是沈约的诗歌创作和诗歌声律的研究，对《宋书》载录诗学文献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正因如此，《宋书》中保存了不少诗学文献，是研究南朝诗学发展的重要史书。同时，通过对《宋书》诗学文献的考论，可以了解中国诗学经先秦“诗文之学”至两汉“《诗经》之学”到魏晋“诗歌之学”的嬗变。

后代很多学者常以《宋书》为依据研究刘宋文人和刘宋文学。齐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昭明文选》选录了颜延之、谢灵运、鲍照、谢惠连、陶渊明、沈约、王僧达等人的诗、赋、文，同时对这些作家作了简要的介绍。所作介绍基本上取自《宋书》。

摒弃那些诏诰、符檄、章表，《宋书》叙事还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它基本上遵循了史书叙事的“实录”精神，另一方面，作者有意识地运用传主诗文辅助叙述，丰富了史书的叙述手段，而更具价值的是《宋书》创设了新的叙事手法——带叙法，对后世史书和小说叙事具有深远的影响。

唐代刘知几：“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

清代赵翼：“过于繁冗，凡诏诰、符檄、章表，悉载全文，一字不遗，故不觉卷帙之多也”。

南北朝七史在宋初已多有散佚，其中的五史，经过宋人整理，在仁宗嘉祜年间陆续补编完成，余下宋、北齐二史，沈约《宋书》应在元柘前整理完成，故《新唐书·艺文志》有载录，而李百药的《北齐书》则如晁志所云，是在徽宗政和中期才整理完毕，是七史中最后完成的，是以《新唐书·艺文志》无载。

经五代兵燹，七史多有缺佚，故北宋整理七史，往往要取彼此参勘，据存见以补散佚。如《宋书》之整理，即多参《南史》以补证。

七史经北宋馆阁校勘，皆陆续重新镂版刊刻，但两宋兵燹，使之再次遭劫。晁志云：“未几，遭靖康丙午之乱，中原沦陷，此书几亡。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十许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知在馆阁本后有眉山刊刻本。然今皆不传。今所传最早版本为南宋翻刻并经元、明两代补版的所谓“三朝本”。此后，明北监又以南监递补本为底本，再度校勘刻板，即北监本；在官方刻书的同时，明末毛晋汲古阁精选宋本为底本，校刻大量古籍，其中也有《宋书》，是为汲古阁本。清乾隆间，大修文治，校刻群书，校正明北监本诸史交武英殿刊刻，其中即有《宋书》武英殿本，简称殿本，较明本更精。晚清金陵书局复有校勘出版，是为金陵书局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重印二十四史，多据宋本为底本，再校以明、清诸本，较以前诸本，为学术价值最高的版本。今本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宋书》是共和国成立后的整理本，由王仲荦点校，以存世的宋元明三朝递修本、明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百衲本等互校，择善而存，同时又参考诸多史籍，被认为是较好的《宋书》版本。

“土豪”一词最早的出处就在《宋书》内。学者段双印介绍，在古代，土者，是原住民的意思；豪者，指有才能、有威望、有权势的人。《宋书·殷琰传》记载：“叔宝者，杜坦之子，既土豪乡望，内外诸军事并专之。”在此似乎有“一方名人”的意思，不算贬义。《宋书》里还有“土人强梁”的说法。“土豪”强调的是在地属性，“豪民”则强调其社会属性，总而言之，都是民间势力的代表。他们既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官僚士大夫的身份，也可能因为天灾人祸而沦落为破落户。后来，“土豪”一词逐渐变异。今天流行的“土豪”一词，已然变成时尚符号。

沈约（441—513），字休文，谥隐，故世称沈隐侯。吴兴武康（今湖州德清）人。齐梁文坛领袖。“竟陵八友”之一。从萧衍代齐，至梁武当朝，久处端揆，时遇隆重，官至尚书令，封建昌县侯，领太子少傅。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集诗人与史家于一身，上承汉、魏，下启隋、唐。精通音律，与周颤诸人创“四声八病”之说，开当时韵文创作之新境界，其诗注重声律、对仗，时号“永明体”。博物洽闻，编纂《晋书》《宋书》《齐纪》《梁武纪》诸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