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26 16:38
张达志（1911年~1992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 ，出生于陕西葭县(今佳县)。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葭县县委书记、陕北特委委员，1992年1月15日在北京逝世。
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葭县县委书记、陕北特委委员。1934年冬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任红27军84师政治委员兼1团政治委员，红15军团81师政治委员、78师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参加了陕北苏区反“围剿”和劳山、直罗镇、东征等战役。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后任陕北独立1师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警备6团政治委员，第120师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塞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中共绥蒙区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创建雁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员，绥德军分区司令员，警备2旅旅长，陕北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4军军长，参加了绥远、集宁、晋中、太原、兰州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治委员员会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后递补为中央委员)，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82、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2年1月15日在北京逝世。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夫人：严波（原名马秀珍）
张达志与严波相识于1944年，因为张达志一直忙于军事，没有机会向组织上提出结婚申请，一直到解放榆林，张达志才向组织递交了申请，经组织同意后，两人完婚，结为了革命伴侣。
不论是在严酷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火热的建设时期，张达志对党、对人民始终坚贞不渝，忠心耿耿。他作风正派，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充分表现了一位身经百战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高贵品德。（祖国杂志社 发）
受到毛主席勉励，得到周总理和贺龙的关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达志任中共陕北东地区地委书记，这年9月，中央军委任命张达志为八路军120师警备六团政委。临离开延安时，毛主席在凤凰山的窑洞里同张达志谈了话，勉励他到前线奋勇杀故，要讲究战术，学会打游击战。还亲笔在麻纸上给他开了委任状。
张达志一行10余人，东渡黄河到达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后，见到了周恩来和北方局的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周恩来同他亲切谈话中，特地交给他一封密信，要他亲手交给贺龙、关向应同志，并送给他一匣火柴，要他遇上危急情况把信烧掉。
周恩来虽然日理万机，但他为同志却想得很细。那时，张达志一行每人只有一个背包，已穿得破破烂烂，周恩来同志便叫办事处给他们每人发了两块钢洋、一条毛毯、一套军装、一袋干粮。其间，每当日本飞机轰炸，周恩来同志总是首先下到防空洞里，打着手电把每个人安顿好。在太原停留期间，张达志得了疟疾，在医药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还叮嘱医生给他打了两针奎宁。
张达志第一次知道贺龙的名字是在1927年，当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南昌起义的消息，知道起义领导者之一的贺龙留着小胡子，长得很魁梧，给人一种威严庄重的印象。这次他们赶到神池县120师师部，见到了贺龙同志，他谈吐爽直，和蔼可亲，对部下关怀备至，丝毫没有架子。在神池，张达志患了疥疮，每天要擦药，而后要用火烤，所以行军难以骑马。贺龙得知后，特地派了一副担架把他送到雁北前线。
1940年9月，张达志调任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1942年，日军用2.5万兵力对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在敌众我寡、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达志率领骑兵支队，同数倍于我之敌，不分昼夜浴血奋战，胜利地突出重围，保存了有生力量和指挥机关，为尔后恢复绥蒙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受到了贺老总的通令嘉奖。之后，张达志任塞北军区副政委、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共绥蒙区党委书记。张达志在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中，在极端艰苦的整整八年的日日夜夜里，风餐露宿，驰骋疆场，和广大军民并肩战斗，为开辟、建立、扩大雁北和坚持大青山这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风正派、廉洁奉公的“布衣将军”
1935年5月，红军打开延长县城后，张达志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收缴地主反动派的金银财宝存满了三孔窑洞，但他分文不沾，公事公办，除把白糖分送给伤病员，把一块手表分配给刘志丹使用外，其余的白洋、元宝等贵重物品，统统组织骡马队安全转移到后方，上交给苏区财政。其间，红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把一个金戒指给弄掉了，着急得不知该怎么办，直到几天过后找到了，才经张达志之手上交给公家。
解放战争初期，西北野战军的经费异常困难，为了解决部队燃眉之急的穿衣吃饭问题，贺老总任命张达志为陕晋绥五省游击司令员，令他带领绥蒙军区两个骑兵团到关中、晋南一带销售特货，同时掩护关中、陇东地区商业部门的负责同志开展活动，筹集资金。他四处奔忙，费尽心机，搞到了数以万计的经费。他每分钱掰成两半花，使每分钱都用在了刀刃上。
平日，他生活非常俭朴，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粗粮饭。张达志真诚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在黄土地上吃小米饭长大的，牢记着‘粒粒皆辛苦，的祖训，牢记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始于足下，我们这些老家伙责无旁贷地应该身体力行，把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传给子子孙孙。”
随着职务的不断变化，张达志普通一兵的本色始终没变。他坚持和群众打成一片，足迹踏遍了陕甘宁青四省区，连自然环境非常艰苦的玉树、果洛和唐古拉地区，他也去视察过。每到基层，他不是下伙房、看猪圈，就是到俱乐部和战士们下象棋、打扑克，在同指战员的亲切接触中，他听到了群众的呼声，了解了群众的疾苦，为基层办了许多实事。张达志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布衣是他喜欢的穿戴。因为他身材削瘦，没有“首长体态”，所以节假日穿便服外出时，有的哨兵误把他当成老百姓，出过笑话。
张达志非常厌恶用公款请客。一次在军区党代会上，给与会人员多加了一个狗肉菜，他很生气，决定谁“拍板”谁出钱，特地给会议补交了170元。驻守在大西北的部队，条件比较艰苦，为了改善部队训练和生活的基础设施，张达志号召和发动部队开石棉、挖硼砂、采硫磺，大搞农牧业生产，到1969年底他调离兰州时，为军区积累了7000多万元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