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以总论居首，以文体论与创作论为主干，殿以批评论的结构，涵盖了传统的文章学的几乎所有方面。而有关文学的论述，也所在多有。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乱而又是大融合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交织，十分尖锐。这种情况虽然和《文心雕龙》的产生没有直接联系，但《文心雕龙》出现于齐梁时期又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割不开。文学理论是创作经验教训的总结，而这个时期文学创作上可总结的经验教训极为丰富。正如刘勰在《时序》篇所说，建安文学的出现，就“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历史的狂潮不仅把文人们卷到“世积乱离”的现实生活中去，使之多少接触到一些时代的气息，反映了一些“风衰俗怨”，而且在现实的教育和启迪下，抛开了汉儒死守章句的老路，从而逐步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独立意义。

从建安到晋宋，诗文创作之盛，有增无已。宋文帝时，便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另立文学馆；宋明帝设总明观，也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这是从封建统治机构上正式承认“文学”独立于儒学之外的开始。文学创作的发展，到了南朝，更由于历代帝王的爱好和提倡，出现了钟嵘所说的情况：“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世族文人中也出现“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况。文学创作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产生文学评论的直接原因。不过，当时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不是没有，而是和文学创作一样过甚过滥。文学评论不乏其人，不过多是达官贵人在“博论之余”的信口雌黄，他们各随所好，没有任何准则。这不单是个批评标准问题，还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一系列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文学批评才能有所依据。所以，为了澄清当时文学批评的混乱，指导正确的文学批评，也迫切地需要文学理论的建立。

自汉末儒学衰微以来，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从正始年间开始，就“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东晋以后，佛学渐盛，更加助长了玄风的泛滥，佛教思想对此期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老庄佛道思想弥漫魏晋诗坛，前后达二百年之久，到南朝宋初，虽然“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其实山水诗的产生和流行，和佛老思想也是分不开的。从西晋太康时期开始，文学创作过分追求文辞藻饰的形式主义趋向明显地出现了。这种风气到南朝而又有恶性发展，特别是齐梁以后，更由唯美主义发展为庸俗的色情文学，写下了文学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怎样对待这种文学发展趋势，就是《文心雕龙》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也就是产生《文心雕龙》的具体原因。

刘勰出身于寒门庶族家庭，虽然他一向喜爱读书，但在注重门第的南朝，他的才华很难得到施展，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存在问题。南齐永明二年（484），刘勰进入了钟山定林寺，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在寺中高僧僧祐的指导下，他对佛法有了更精到的见解，而在整理寺院典籍时，刘勰阅读了寺院所藏各类文献。《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据书中《时序》篇“皇齐驭宝”诸语，及《梁书·刘勰传》所载刘勰负此书干求于沈约车前而“约时贵盛”等推考，当在南齐和帝时（501—502）。刘勰撰此书的动机，一是受到“君子处世，树德立言”的传统人生哲学的激励；二是不满于当时文坛“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而有意纠偏；三是有感于“近代之论文者多”，但“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故“弥纶群言”，撰著此书。书取“文心雕龙”为名，“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序志》篇）；“雕龙”则典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记“雕龙奭”之称，原指齐人驺奭善采驺衍谈天之术而成文，如雕镂龙纹一般精致，刘勰取以状饰“文心”，盖指此书的主旨在如雕镂龙纹那样精致地揭示作文所需的细微用心。

文学思想

刘勰认为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一切“文”的写作，归根结底都是对“道”的某种阐发。所谓“道”，联系书中上下文看，主要是指儒家正统思想。所以在文章阐发“道”的途径方面，作者提倡“征圣”与“宗经”，因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篇），而圣人借以“明道”之“文”，最典范的便是儒家经书；经籍不但可以提供作文的思想准则，同时也演示了一篇“文质彬彬”之作撰就后的崇高境界。但文的写作，尤其是文学创作，毕竟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说教与思想诠释，而有其自身特殊的形式要求，因此刘勰又提倡在“征圣”“宗经”的前提下，适当地汲取谶纬图书与楚辞骚赋中的有益养分，因为谶纬“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正纬》篇）；而楚骚则“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只要学者“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便“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辨骚》篇）。

刘勰根据当时文坛对“文”“笔”的基本划分，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就诗、乐府、赋等十类有韵之“文”，与史传、诸子、论说等十类无韵之“笔”的文体性质、发展简史、写作要点等进行了逐一讨论。这方面与文学较有关联的见解，主要集中在《明诗》《乐府》《诠赋》诸篇；《谐讔》《论说》等篇的部分论述，也涉及文学。对于已有悠久历史的重要的文学体裁——诗歌，刘勰首先别出心裁地释其义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继而比较细致地回顾了迄“近世”为止的诗史，其中对五言诗起源于李陵、班婕妤的旧说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但在比较四言诗、五言诗的优劣异同时，又认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对相对后起的五言诗抱有轻视的态度。在论及乐府、辞赋二体时，作者一方面准确地概括、描述了乐府“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的特征与赋体创作中“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主客体交流情状，另一方面又不免受“征圣”“宗经”著述原旨的制约，斥乐府民歌为“艳歌”“淫辞”。至《谐讔》篇虽贬低有关文章“本体不雅”，但将原不受正统文人重视而又具有相当文学性的讽刺文专列一目讨论，不为无见；《论说》篇中表彰“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论作，要求撰论“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并强调“说”贵在“顺风以托势”，也点出了议论性散文的创作关键。

在标举“文之枢纽”，分体“论文叙笔”的基础上，刘勰又多侧面地讨论了作文之“术”，即写作的具体程序与方法。这部分论说由于从现代视角看直接提示了文学创作的诸多要诀，故不少论者径称之为“创作论”。其中为历来研究者称引的见解，大致集中在《神思》《体性》《风骨》《情采》《物色》诸篇；《定势》《镕裁》《附会》等篇解说作文谋篇布局之道，也颇受学者重视。具体而言，刘勰标出“神思”二字作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而他所谓的“神思”，盖指写作过程中作者所具有的诸种复杂的思维活动。他将由“神思”统领的这一历程描写为“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延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并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之语形象地摹画了“神思方运”之时作者思绪的活跃（《神思》篇）。在充分考虑作者才气情性的前提下，刘勰又将作品的风格归纳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体性》篇），而认为真正优秀的作品所应具备的首要因素当是“风骨”。风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而“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风骨》篇），可见刘勰所称“风骨”，实是一种作者情志外化于作品的动人风貌，与由锤炼语辞而呈现于文间的劲健气概的结合物。至如何使作品臻于具有“风骨”的境界，刘勰又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指示了其所由之途。一方面，他推崇“为情而造文”，贬斥“为文而造情”，认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篇）；另一方面，他也重视客观世界对于作者写作的重要意义，因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之说（《物色》篇）。而在此物、情、辞三者递进互动的理论构架下，刘勰又对具有一定操作性的作文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修改润色诸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说明，提出了诸如“三准”（《镕裁》篇）、“四对”（《丽辞》篇）、练字四要（《练字》篇）等一系列作文细则。但在这一部分涉及对“近代”即刘勰所处时代文学的价值评判时，作者仍坚持正统标准，对“新”“奇”之作严加排斥，认为“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定势》篇），表现出浓厚的复古倾向。

在最后一部分通常被简称作“批评论”的篇章里，刘勰实际上分述了文章发展的历史、作者才德、鉴赏与批评几个方面的问题，它们也都涉及文学。《时序》篇所列叙“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章史，中心内容即是自唐虞至南齐的文学发展简史。《才略》《程器》篇论作者，所论多汉魏两晋文学名家。至《知音》一篇，抉发鉴赏品评文学作品要略最多，像所标“六观”，所谓“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即是刘勰所持的文学批评标准，而“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又是刘勰提出的一种深入作者之心的文学鉴赏方法。

训诂学思想

《文心雕龙》一书，广大悉备，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大系统。其中，训诂学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刘勰主张训诂文字必须“要约明畅”，反对繁杂冗长；释词要确切，目的在于“明正事理”；正确把握字词的本义和引申义。其训诂实践，主要表现在对各种文体名称的训释上；其创新在于把“注释”看成是解散了的“论”体。

作为一部论述文学批评理论的著作，《文心雕龙》的论述语言颇具特色，首先便是语言精练，论述深刻。作者不论是在阐述相关的文学理论还是在梳理不同文体的流派时，都善于运用十分精简的语言进行论述，以便将深刻难懂的理论或复杂的流变过程以简明清晰的笔法呈现出来，易于理解。与此同时，又能做到笔法虽简却论述深刻，也就是运用简洁的语言将文学理论解释得深刻到位，而非简单地流于表面。

《文心雕龙》本身也是一部独立成书的优秀文学著作，不仅体现在涉及文学创作的篇章中极具价值的独创性观点，也体现在论述语言上。其论述语言对仗严格，声律工整，体现出极高的文学性。刘勰擅长使用富有文学性的语言进行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的论述，具体体现在《文心雕龙》的篇章中存在大量的骈文语句，辞藻华丽，读来朗朗上口。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名作中，《文心雕龙》以结构严密、系统性强而著称。全书分为四个方面，但其理论观点是首尾连贯的，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逻辑性强，语言典雅华丽，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学中的很多问题。

《文心雕龙》中所包含的与文学史、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理论密切相关的内容，尽管瑕瑜互见，但将之置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中去看，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虽然书中以“原道”“征圣”“宗经”为主旨的文章学导论显现了作者的思想局限，但文笔精致、叙述周详而又具有早期古典文论所罕见的理论色彩的文体、文术、批评诸论，在相当程度上补救了其书思想基础的陈旧乏彩之弊，奠定了此书在中国文学研究史尤其是批评史上的地位。

此书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进步文艺思想，比较全面地概括和分析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所提出的一些文章品评概念，如“风骨”“神思”“隐秀”等，在后来的传统文学批评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唐时的文人以刘勰的文学主张为武器，一扫六朝时颓废萎靡的文风，使文坛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昌盛的局面。近代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引起广泛关注，形成了专门的学术领域——“龙学”。至今，《文心雕龙》还是研究先秦至六朝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国内研究《文心雕龙》的论著，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在研究、译注、考证等各个方面，不断取得新成就。

《文心雕龙》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艺理论史上，也是一部值得自豪的著作。早在9世纪初，《文心雕龙》的部分内容便流传海外。1731年，日本出版了冈白驹校正的《文心雕龙》句读本，这是国外出版的第一个《文心雕龙》版本。19世纪以后，国外不仅出版过多种《文心雕龙》的原本和译本，供研究《文心雕龙》的“通检”和“索引”也不断出现。这说明《文心雕龙》在理论上的成就及其历史贡献，正越来越多地为世界各国文学研究者所注目。

除了英、日、韩三种译文，《文心雕龙》还有其他各种语言的译文，主要集中在欧洲大陆，包括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等，已知前4种语言有全译本。《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不断被翻译、被研究，吸引中外学者开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沟通中西文论，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

唐代姚思廉《梁书·刘勰传》：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唐代刘知几《史通》卷十《自叙》：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

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萧统之选，鉴别昭融；刘勰之评，议论精凿。

明代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二：“昔刘勰因文章之弊而着《文心雕龙》”。

明代戴君恩《剩言》卷十四：“陆士衡《文赋》、刘勰《文心雕龙》才士须是句句研究，字字推勘，下笔乃不致草草。”

明代王维桢《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二十九：“《文心雕龙》二册抄毕，专复是书评校极精探，作者之窟游秇君子不睹斯道，徒以资之所近爲词，终蹈襄野之迷，兹读览再四，爱之又爱之也。”

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序：刘舍人《文心雕龙》一书，盖艺苑之秘宝也。观其苞罗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若其使事遣言，纷纶葳蕤，罕能切究。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卷五《诗话》：《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

清代孙梅《四六丛话》卷三十一：探幽索隐，穷极尽状。五十篇之内，百代之精华备矣。

清代冯班《钝吟杂録》卷四：“大率文章体制，须以《文心雕龙》、《文选》两书为据。”

清代王世祯《师友诗传录》：“故陆机之《文赋》、刘勰之《文心雕龙》，言非不工也。而试取平原之诗赋，与彦和之文笔，平心读之，能实其言者盖寡。”

清代史念祖《俞俞斋文稿初集》：“刘彦和《文心雕龙》稽古探源，与文章能道其所以不溺六朝浅识，此由心得，不关财富也；其为文亦称赡雅。然征引既繁，或支或割，辞排气壅，如肥人艰步，极力腾踔，终不越江左蹊径，亦毋尤才富，习囿之也。”

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诗论〉题记》：而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刘勰以前，文人讨论文学的著述，如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都只是各有所见，偏而不全。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讨论文学，《文心雕龙》实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文心雕龙》成书后，并未引起时人的注意，虽受到沈约的重视，但也只限于个人激赏，他之后的活动，诗文且再无言及《文心雕龙》。

隋唐之时，人们已开始引用和品评《文心雕龙》了，据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附录统计，提及或引用《文心雕龙》者，多达10家以上。齐梁之后，最早对其引用和品评的是隋刘善经，其后引述渐多。隋唐时期，《文心》之影响很小，处于初始阶段，大多见诸于著述采摭，杂有些些许考订，品评颇为零碎且评价不高，其时对《文心》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

宋元时期，《文心》之影响有所增强，在《新唐书·艺文志》、《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当中，以文献记载的方式出现，其时对《文心》的引用与品评已更为普遍，如宋《太平御览》中引用40余条，宋《类要》中有10余条，宋《玉海》中也近40余条，元《金石例》中近20条。《文心雕龙》在宋元之时已经逐渐为士人习知，研究之内容也有所扩大，但未能形成学术之风。虽认可某些观点，但总体评价不高，其研究仍在采摭、引证上居多，评点除钱惟善序较为具有整体性外，都还只是零碎的话语，其研究仍处于低潮阶段。

明代自弘治、嘉靖、万历间，《文心雕龙》凡经五刻，而至万历年间以后，影响较大的天启二年梅庆生音注本、王惟俭训诂本，以及杨慎批点本。可见明代《文心雕龙》研究已有规模。明人普遍开始接受《文心雕龙》，其实他们不仅接受了该书，还对《文心雕龙》有了研究性的关注。

清代对《文心雕龙》校勘者，当推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为首。官修《清通志》卷一百四艺文略有“《文心雕龙辑注》十卷黄叔琳撰”。黄叔琳收罗明以来各类版本的《文心雕龙》，在梅氏音注、王氏训故基础上结撰而成。杨明照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中指出黄校出53个字，在不曾见到唐写本基础上，黄氏及其幕僚确实了不得。无怪黄注本成为清代中叶以来最通行的版本。近代范文澜注既针对黄注。但在黄、范之间，还有一个李祥，他曾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文心雕龙黄注补正》，很有学术含量，得到杨明照的肯定，并吸收了其研究成果。

《文心雕龙》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敦煌发现的唐写本残卷（斯五四七八，起《原道》篇末，讫《谐讔》篇题）。单刻传世年代最早的，是元至正十五年（1355）嘉兴郡学刻十卷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明清两代，刊本颇多，以明万历间刊梅庆生音注本、清乾隆间刊黄叔琳辑注本较知名。现代学者撰注的诸本中，以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影响最大。另有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增订本，中华书局，2000年）、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等，海外还有施友忠的英译本，兴膳宏、目加田诚、户田浩晓的三种日译本等。

刘勰（约465—约532），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时称南东莞，今江苏镇江）。早年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精通佛教经论。梁武帝时，历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深为萧统（昭明太子）所重。晚年出家为僧，改名慧地。南齐末年，写成《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