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发表散文《背东西的兽物》。3月，经天津到北平。开始求职，处于失业状态，生活多靠施松卿接济。5月，经沈从文帮助，进入位于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充任办事员，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

1949年春，与施松卿结婚；3月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5月离京南下到武汉；5~8月留在武汉文教局，接管学校；9月被派往汉口第二女中任副教导主任。

1950年，调入北京，历任《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1954年，创作剧本《范进中举》。1955年2月，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杂志编辑。整理评书《程咬金卖柴筢》等。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7年，发表散文诗《早春》、散文《国子监》等作品。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撤消职务，连降三级。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0年10月，摘掉右派帽子，因没有单位接收，继续留在农业科学研究所。主要工作是画了《中国马铃薯图谱》《中国口蘑图谱》两部图谱。

1962年1月调回北京，任北京京剧团（今北京京剧院）编剧，直至离休。根据在农科所的生活经历创作短篇小说《羊舍一夕》，后又连续发表了《看水》和《王全》两篇短篇小说，均以农科所为背景。同时，创作京剧剧本《王昭君》(由李世济演出)、《凌烟阁》(未演出)。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1964年，参与现代京剧《芦荡火种》的改编（此剧后易名为《沙家浜》），由北京京剧团演出。1965年4月至7月，到上海再改《沙家浜》，期间公演，连续演出三十场，观众八万余人次；5月，回到北京，继续修改《红岩》剧本。1966年，被关进牛棚，接受批斗，参加扛煤等劳动改造。1968年6月，因需要创作修改样板戏，得解放。继续从事编剧工作，但要求“控制使用”。

1970年5月21日，作为京剧《沙家浜》的编剧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1972年2月15日，参加政治局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1974年8月，汪曾祺与梁清廉、周锴一行再赴内蒙古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同年，任北京京剧团革命委员会成员。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采取隔离审查措施。汪曾祺兴奋地参加了庆祝游行。工作组进驻北京京剧团后，汪曾祺曾对工作组提意见，为被迫害者说话，贴大字报阐述观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79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复查小组为汪曾祺写平反结论。1981年，创作散文《端午的鸭蛋》，此后入选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下册课文。

1982年，作文艺随笔《揉面——谈语言运用》；作小说《钓人的孩子》《海燕》；《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83年，作品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台湾，《文季》第三期转登小说《黄油烙饼》。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1986年，作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作评论随笔《一篇好文章》；作随笔《谈读杂书》。

1987年2月26日，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16日，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作《淡泊的消逝——悼吾师沈从文先生》《一个爱国的作家》等文；6月，应邀与萧乾、茹志鹃、刘再复担任“美孚飞马文学奖”的评委。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作品专辑。

1990年，创作散文《七十抒怀》《闹市闲民》《多年父子成兄弟》等。英文版小说集《晚饭后的故事》由《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食道旧寻》，发表于《中国烹饪》11月号。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1997年5月16日，因消化道大出血在北京去世，终年77岁。

家庭关系

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生三子，依次为广生、长生、菊生。

父亲：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性格开朗，热爱运动，富于艺术情趣与才华。能奏多种乐器，也擅长绘画、篆刻及制作风筝等各种手工。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生母：姓杨，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第一个继母：姓张，死于肺病。

第二个继母：姓任，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

妻子：施松卿，新华社记者。

长子：汪朗，媒体工作者。

女儿：汪明，从事教务工作；汪朝，图片编辑。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汪曾祺的绘画题材的选择上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白菜、萝卜、大葱、大蒜等不入时人之目的瓜菜皆可入画。这些寻常之物经常成为他的创作对象，并在他的画笔下显现诗意，具有了审美价值。

汪曾祺的小说中，众多典型人物大都具有率真、美好的品性。《受戒》中的和尚可以不守清规戒律，率性而为。《大淖记事》的挑夫们，《安乐居》的酒客们面对艰苦生活依然通达乐观，不为物累。

汪曾祺来自文化浓郁的江南，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注入在他的血液里，对他的文章意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儒家诗教强调诗歌的社会职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汪曾祺非常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他认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首先是社会的得失。有一个朴素的、古典的想法。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

汪曾祺的小说在于倡导以伦理情感为核心的道德人格的同时，还崇尚艺术人格。汪曾棋笔下人物的各种艺术创作、工艺技能，实际上都可以归人广义“艺”的范畴。汪曾祺在评价阿城的《棋王》的时候说：“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

汪曾祺的语言魅力，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学习文学表达的方式。不但刻意从人民群众的口头吸取营养，还留心街头的各种文字，能从引车卖浆者流的各种启事、告白中感受到口语的芬芳。

在《小说笔谈》中，汪曾祺首先谈语言，而一开始就写下这样一番话：“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在一派出所外宣传夏令卫生的墙报上看到一句话：‘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语言。”

汪曾祺对于语言在文学中的分量是十分重视的。他的作品分开来读，句子平淡无味，凑在一起来读，便充满韵味。

汪曾祺平淡的笔调不意味无趣无味，恰恰相反，作者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都在这内敛沉稳的笔法中彰显了出来，体现了个性的魅力，独特的风格。汪曾祺曾把语言具象化成“流动的水”，这样的比喻也在传统的文化思想中出现过。语言的流动特性可以使看似散乱的篇章变得和谐流畅，从而达到统一的效果。这种行文似水的意境在《葡萄月令》中表现的尤为生动，《葡萄月令》写的是葡萄从播种到收获的生长过程，这样一个普遍的自然现象被他用流动的笔调描绘的又生动又有趣。他对语言进行巧妙的设计，用比喻或是拟人手法，使句与句的联系都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在这样语言的作用下，无论是句子，还是篇章，或是整个文章的意境都显得栩栩如生，流露出作者对世间万物的爱惜之情，对平凡生活的歌颂。

汪曾祺的绘画作品笔墨丹青间大都隐着真性情。其画水仙，苍润多姿，柔中韵刚。其画荷花，墨气淋漓、俯仰生姿。花卉作品，有临风自得的恬淡，也有活泼自然的热烈，在抒情写意间，借所画之物表达了胸中的某种意趣、某种激情，使人感到他率性而为，自由自在的本性。

汪曾祺对齐白石的画作极为推崇，被他当作领悟中国画真谛的一把钥匙。汪曾祺在进行小说创作，描摹对象时，充分注意到在似与不似间寻求平衡，看似逸笔草草，实则以极简之笔达到刻画人物入目三分的效果。

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漫游，感受到的是如水一般温柔、细腻的情感，这股温泉渐渐流人的心田，带着它的温存、安静，然后读者会尝到这份情感带有淡淡的乡愁，还有些许京味的怀念。

汪曾祺的思乡、念情还体现在他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体现在作为现代人依然保存着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情怀。汪曾祺在散文《皖南一到》中用“寻根”来表达自己对故乡的热情，在汪曾祺看来，这样的心态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无法抹掉的。在散文《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在写这篇散文时，还对外强调自己的家乡并非只有咸鸭蛋。汪曾祺的心始终扎根在家乡的土地上，即使身在他乡，他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在文学的海洋里重回。汪曾祺曾表示，这种思乡的情怀是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都无法抹掉的深刻情感。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

汪曾祺笔下多的是芸芸众生琐碎的日常，和花开花落烂漫的雅兴。“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汪曾祺将自己对生活、人生的态度尽收在文字中，让人们在文字中也更多的了解如何去面对生活。（新华网评）

有些人散文如水，有些人则善于翻跟斗、玩花样，有些人则像说相声的，善于抖包袱，说机灵话儿，汪曾祺的散文则如窖藏了大半辈子的醇酒，消尽人生火气，简练而淳朴。（作家张宪光评）

在中国，很少有作家像汪曾祺一样，以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400多万字，穷尽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以作品完成了自我和家乡的书写。（《三联生活周刊》评）

汪曾祺是“文化史的宠儿”。“文化史”不仅包含汪曾祺所经历的新旧交替的时代，同样包含当下对于汪曾祺的重新发现。这份“发现”里有对美、人情和现代性的追求，也有断裂传统与过去的神伤。（学者季红真评）

2020年5月，汪曾祺纪念馆在其故乡江苏高邮正式开馆。纪念馆总建筑面积9500余平方米，分为汪曾祺纪念馆、汪迷部落、汪氏家宴以及汪氏客栈4个片区。

汪曾祺走遍大江南北，对美食先品为快，吃完后还喜好品鉴对比，将其名称、做工、口味字里行间描述得精细。美食家的嘴，自然是挑剔的。北京是汪曾祺后半生定居的地方，也是他一生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所以对北京的食物，汪老也有更“复杂”的情感。汪曾祺不仅会吃，在做吃上也颇有自己的讲究——想象力，爱琢磨，如苏东坡所说“忽出新意”；要多实践，学做一样菜总得失败几次，方能得其要领；而作为汪老的“闲书”，食谱也是需要翻翻的。

时任高邮副县长的文化学者朱延庆每次去北京，必去汪曾祺家登门拜访。老乡到来，汪曾祺都会做上几道家乡的饭菜，这也是后来“汪氏家宴”的由来。“粗菜细做”，是制家常菜的不二法门，其中以一道塞肉回锅油条最为出名：“这是我的发明，可以申请专利。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油条有矾，较之春卷尤有风味。回锅油条极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生活质量提高以后，汪曾祺仍然保持着原来那份性情。买菜做饭，观赏花草，这些日常小事被他品出“诗意”。他说：“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汪曾祺一生与酒为伴，没喝酒时，心不在焉。只要喝完一场好酒，一腔精神提了起来，思路清晰，反应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