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他们还向皇帝告查嗣庭所出的其他试题亦“皆远其辞文”，别有用意，如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显然与当今国家取士之道相违背；《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前用“正”，后用“止”字，明显是与去年正法之年江景棋文稿《历代年号论》中指“正”字有“一止”之象，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等语相同。

雍正听完，勃然大怒，大发龙威，立即下令逮捕查嗣庭入狱，又下令查抄他的诗文笔记，认为其中语多悖逆，心怀怨望，谤讪朝廷，因而钦定“大逆不道”之罪。查嗣庭在狱中病死后，还被戮尸枭首。其亲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捕，如其兄长查慎行，就被定为“家长失教罪”，被逮入京，一年后放归，不久就逝世。

及至现代，除查良镛外，他的同族远房如在台湾的、曾做过师范大学校长的查良钊和做过“司法行政部长”的查良鉴，在香港的商界人士、社会活动家查济民，以及在大陆的、以诗闻名的查良铮（穆旦），说来都是知名人士。在查良镛来说，家人中对他后来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父。

查良镛的祖父名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曾在江苏丹阳任知县。

因政绩良好，加了同知衔，后因“丹阳教案”而辞官回乡。

当年，不少外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尤以沿海省份为甚。这些传教士并非只事传教，常常藉西方势力欺压中国百姓。而官府方面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往往视而不见，等同于姑息养奸。终于，忍无可忍的百姓便愤起反抗外国传教士的欺压。各地与传教士的摩擦时有发生。在丹阳，数百愤怒的群众围攻了建于当地的教堂，并一把火将其焚烧，成为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

熊熊大火解了百姓们的心头之恨，却也不可避免地惹下了事端。

事发后，查文清的上司为了向外国传教士交代，准备将丹阳烧教堂的为首两人捉拿处斩。此事让身为丹阳知县的查文清颇感为难。一方面，作为下级他不好违抗上司的命令；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他与百姓们一样痛恨外国传教士的劣行，因而十分不愿看到那两人被捉拿处斩。

思来想去，查文清终于寻得一个两全之策。他先差人秘密通知为首那两人迅速逃走，得知确已逃脱后，他才一身轻松地前去上司那里汇报。面对恼羞成怒、坐立不安的上司，查文清语气平和：事件乃因外国人欺压良民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烧教堂，当中并无为首之人。不待上司细究，查文清又道：“丹阳教案”，本官难辞其责，故请求辞去官职。说罢，扬长而去。

辞官回乡后的查文清，心境清朗，读书赋诗之外，又着手编纂《海宁查氏诗钞》，达数百卷之多；可惜，未等到《诗钞》雕版付印，查文清便去世了。查文清的丧礼极尽哀荣。出丧之日，丹阳有十多位绅士前来吊祭，而当时带头火烧教堂的两个人，也一路哭拜而来，每走一里路，就磕一个头，从丹阳一直磕到袁花。

祖父的经历和品行，在查良镛的心中烙上了深刻的印记。查良镛后来说，祖父查文清对他有两个重要影响，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从查良镛的话中，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个信息。即：查良镛后来所以一直期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外交官，显然与他在祖父经历中看到的“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不过后来其走上武侠创作的道路，也是一大幸事。金庸先生的武侠著作享誉海内外，与古龙、梁羽生并称“武侠三杰”，不过读者普遍认为金庸的水平在二人之上。

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在50年代初被人民政府判死刑处决，这对查良镛来说当然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悲剧，对其创作的风格多少有些影响。他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后来,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查枢卿案件进行了复查，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查良镛得知后，专门驰信海宁县委领导：“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30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