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汤因比视为“现代时期”的后期，及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的1875年以来的后现代“动乱年代”，正是现代性重新规划社会组织制度、新的法制体系，世俗化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认知方式的时期。现代性，也正是在以上诸多方面展开的一项强大而长期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要准确标明现代性起源的年代是困难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分析模式大相径庭，分歧颇大，但大体上倾向于认为，现代性的缘起与资本主义起源密切相关。

当然，这又面临一个问题，资本主义起源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论述中并不是十分清晰。马克思对这一时间标记也显得比较犹豫，马克思从商品与市场的两极分化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得以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把这个日期定在16世纪，因为当时正值大西洋的远洋航线开通的时候，这使商品、劳动力和更大范围的市场交换和流通成为可能。法国历史学家费．布罗代尔则把“漫长的16世纪”（即1450年起至16世纪）看成资本主义起源的时期，但他甚至把萌芽上溯至12、13世纪 ，他认为那时就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布罗代尔赋予工业革命决定性的作用，并把世界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8世纪前和18世纪后，18世纪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真正诞生的标志。由于资本主义起源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就不能把现代性起源与之简单等同起来。现代性的起源应该是一个更广泛更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以此看来，把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看成现代性缘起的时期比较合理。

由此看来，现代性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其二，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在人文学科的思想家看来，现代性更主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变迁方面。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分离角度出发来理解现代性。这种分离构成三个自律的范围：科学、道德与艺术。自从18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观中遗留的问题已经被分别纳入不同的知识领域加以处理，它们被分门别类为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由此形成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及趣味问题。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先后专门设立。文化每一领域内的问题都成为特殊专家关注的对象，文化的这种职业化趋向使社会的认知体系和实践行为分别形成三个内在结构：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审美表现的合理性结构，每一结构都成为特殊专家的掌控对象。启蒙主义哲学家相信通过科学与艺术，人类对世界、自我、道德、进步、公正性的认识和处理会趋于无限完善的境地。只是20世纪的历史打破这种理想化的意图，而对现代性的反思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主题。

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方案、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理解显然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他在讨论现代性的时候经常引证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方案设计也就是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审美的艺术方面规划人类生活。现代性设计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 哈贝马斯采用一种批判性的总体性的社会理论，他高度评价早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批判它在当代社会中的衰落。哈氏并不否认文化的现代性也面临困境，但现代性的原初动机并不要为此负责，它不过是现代性社会化的后果，同时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问题。哈贝马斯担忧对理性的拒斥将会导致理论和政治的危险后果，因而他竭力维护他所说的现代性尚未实现的民主潜力。哈氏并不认为现代性完美无缺，但他坚持认为现代性在其早期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后期出现问题，他为现代性作的辩护就是要激发现代性的潜力，使之在当代生活实践中依然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合理化的艺术或审美，成为哈贝马斯释放现代性潜力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在19世纪，从浪漫主义精神衍生出来的、摆脱所有特殊历史束缚的激进化的现代意识已经抬头。美学的现代性的精神和规则在波德莱尔作品中呈现出明显的轮廓。这种美学的现代性仅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造成一种抽象对立，更不用说从现代主义与今天的美学态度之间构成的联系。他说道：“从某种角度来看，仍是与首次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那种美学现代性同时代的人”。哈贝马斯因此与后现代主义展开持续的论争。

这些解释只是一隅之见，现代性之论争复杂且混乱，要点是：1，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2，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问题；3，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

这条关于现代性的解释来自于北大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陈晓明先生。

现代性这个词是用来描述“现代”这样的状态。由于“现代”这个词被使用在一段范围很大的许多时期上，因此要知道“现代性”是什么，就必须从脉络中来看。

如果将历史区分为三大时期的话，现代可以表示所有在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历史。这三大时期为：上古时代、中古时代与现代。现代也会特别用来指称1870年到1910年这段期间开始的一个时期。如果还要更特定的话，则是指1910年－1960年这段时期

中世纪之后的现代

现代的普遍用法之一，就是指自从15世纪中期之后的西方历史，或者粗略来讲，是从欧洲发现活版印刷之后的历史。这段时期的特色为：

民族国家的兴起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代议式民主的兴起，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增加，城市化，读写能力的大众化，大众媒体的激增 在这个脉络下，现代性是经过许多时代的发展之后形成的，并且受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

这些时代有：

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与反宗教革命、理性时代、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维多利亚时代（参见工业革命）、现代、后现代（参见后现代性）、 重大历史事件有：

印刷术、清教徒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1848年的革命运动、俄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新特色

有各式各样的词被用来描述现代性的社会、社会生活、驱动力、心理状态等面向。它们包括有：官僚体制、理性化、世俗化、异化（Alienation）、商品化、去脉络化、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线性进程（Linear-progression）、客观主义、普世主义、化约主义（Reductionism）、浑沌（Chaos）、大众社会、工业社会、同质化、单一化、交杂化（Hybridization）、多样化、民主化、中心化、阶级组织、机械化、极权….等等。

现代性的特色时常是藉由现代社会和前现代或后现代社会的比较得来的，然而我们对这些非现代社会的状况并没有一个稳固的理解。从某方面来说，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怀疑是否存在有一个的概念，是能够适当描述具有不同历史脉络的各种社会状况，尤其是非欧洲社会的状况，比如说一个从前现代性演进到后现代性的三阶段社会模型。

现代化带给人们仿佛无可置疑的好处。较低的婴儿死亡率、因饥饿而死亡的数量、某些致命疾病的根除、对不同背景与收入的人们较为公平等等。对某些人来说，现代性虽然尚未完整实现，但这是一种可能性的表示。一般而言，对大部份人来说，以理性科学的态度探究问题并追求经济富裕，似乎仍是理解何谓“好的社会发展”的合理方式。

但同时，社会学家等也指出现代性的许多阴暗面。 除医疗与农业领域外，科技同时也在军事领域成长。二战期间在广岛与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及之战后的核武竞赛，被某些学者认为是人类或能或不能掌控科技的危险标志。

斯大林大整肃及犹太人大屠杀被某些学者认为是理性思考以及社会理性组织可能涉及对非常个体产生排外或灭绝行动的象征。而LGBT人群、罪犯以及精神病患也被某些学者认为是遭到现代社会不公正地排除的对象。现代性中包含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无法忽视的矛盾。　环境问题包含现代性阴暗面的其他领域。污染或许是其中最没有争议的项目，不过也有人把日渐降低的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迁等等算在内。某些学者认为，生物科技与基因工程的发展正在创造未知危险。

除了这些明显的事件外，许多批评家指出现代生活在心理与道德的危险。异化、无根的感觉、紧密连系感与共同价值观的丧失、享乐主义等。这些都伴随着对前现代社会的重新评估而来，虽然这些批评可能掉入对理想化过往的乡愁。

关于“现代性”与“当前社会”两者间的关系，有着持续的争论。这个争论有两个方向。首先是一个实证的问题：当前的某些社会是否能被看成是某种现代性的发展延续(参阅晚期现代主义)；还是该被当成是现代性的变异(参阅超现代主义)；又或者该被当成是一种独立的类型(参阅后现代主义)。其次是，评判现代化是否已成为，且永远是，对社会的想望。 表面上，全球化、冷战结束、种族冲突、资讯科技增长等新现象，被某些学者当成是观察社会发展时，采用新观点的理由。然而当代社会大都同意，现代性有着自主决定的结构。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现代性”的理解虽然众说纷纭，但其内涵却是相对稳定且清晰的：从历史学角度，现代性标志着一种断裂和连续的统一，是连续中的断裂；从社会学角度，现代性标志着现代化进程中非传统因素的积累和充填（帕森斯），乃整个社会大文化系统的跃迁；从心理学角度，现代性乃现代人对现代（时间意义上的）变异的种种体验与认同，由此，现代性就与主体性发生纠葛，这种纠葛为越来越多的人津津乐道，几乎构成现代性研究的主潮，“现代性”的学理学统合法性由此内化、深化、固化；这直接导致哲学对于现代性的概括（哲学总是认为它有资格综合抽象其他一切学科，这给它带来了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它带来过多的耻辱），现代性乃现代时空下的主客互补（相互映射与接受）变异与结构。但对现代性作出自然本体论之解释者，实在鲜见甚至未见。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著《非人——时间漫谈》一书，恰恰就作了这一努力。自然本体论与现代性，差距实在甚远，不管何种理解，现代性总是囿于人类及其社会的。但曾有数学家告诉我，要研究貌似最简单的整数问题，需借助与之相距甚远的复变函数、泛函分析等理论作为解析工具，才能透彻地理解并把握整数的本质及规律，数论由此产生。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也许也是这样想的，于是终于有了这一本从自然本体论透析现代性的睿智的著作。

《非人》首先回归于附魅的自然本体，尽管这是人类一种古老的自然观，即认为自然是有灵魂的。这自然地产生于先民们依赖自然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方式。“天人合一”可看作是这种自然观在东方社会的具体理念，东方神秘主义由此生成。因为东方社会近代发展的迟滞，脱离这种生存方式相当迟缓与困难，东方神秘主义由此强化。但这一点也许在未来会拯救东方甚至整个世界，虽然需将其科学理念化。西方自近代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之后，人们自信自然已成为人类索取与可驾驭的对象，自然于是完全外化为人类的对象，祛魅的自然观成为科学精神的主潮，人类因此忘记自身正是被其狂妄驾驭、索取对象的一部分，自然的报复于是狂怒般呈现出来。要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更新的科学理念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返魅的自然观于是产生。这一点毫无疑问启发利奥塔。但他并不欣赏返魅，而是在内心深处认同附魅。“要说笛卡尔式的思维中没有物质。”“这是一种非（传统）物质的唯物论，如果说物质真的是能量，精神是蓄聚波的话。”基于这种理解，物质具有记忆，信息因此始终呈几何级数扩张，终于导致整个宇宙的复杂化进程。这种指向性的复杂化进程，就是时间，时间的本质正在于此。这倒符合克劳胥斯、麦克斯韦、霍金等自然科学家的观点。尽管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负熵化的过程，充其量认为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过程。但利奥塔比他们乐观，也因此没有他们严谨。

他断言这是一个负熵化的过程，乐观的态度构成他思想的基础。“宇宙负熵化的复杂化这种思潮的蕴涵之一是，它有可能给我称之为人类自恋癖的东西带来一次新的打击。弗洛伊德已经列举三大著名打击：人不在宇宙的中心（哥白尼）；人不是第一个生命（达尔文）；人不是感觉的主宰（弗洛伊德本人）。通过当代技术科学，人懂得自己不是精神的垄断者，就是说不是复杂化的垄断者，虽然这种复杂化不是注定录入（记忆于）物质的，而是可能在物质中，它在有人类之前很久就已经发生，偶然发生。但这种复杂化是能够明确地表述的。人还特别懂得其自身及其科学也是一种物质的复杂化。可以说，在这种复杂化中，能量本身得到反映，但人并不必然地从中获得特权。因此，人不应该自认为是一种原因，也不是一种结果，而应该将自己看作一种可靠的转换器，一种由其技术科学、艺术、经济发展、文化及其带来的新的记忆方式，即宇宙中新增加的一种复杂性支持的转换器”。人自身就是附魅宇宙的一部分，因此是复杂化进程的一部分。

“根据这种看法，人的大脑和言语就表明人性是这样一个暂时的、很不可信的征候群（应译作标识集合）。那么，这就有助于认为在当代社会中被人称为研究的发展的东西更多的是‘宇宙的’复杂化过程的结果，而不是试图发现真和实现善的人类智慧的作品，尽管这些研究和发展结果正不断地震撼着我们的环境。”这种附魅且具有现代自然科学、科学哲学色彩的典型的现代本体论，不仅是对主客互补学说（玻尔）的延伸，甚至是对较古老的“人是自然一部分”思想的继承。所不同的是，利奥塔认为人在其中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换言之，并无需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