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象，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生卒年不详。三国吴书法家。字休明。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幼工书，师于杜度。善篆、隶、章草，时人谓之“书圣”。时人以其书法与严武棋、曹不兴之画并称八绝。他的书法被赞为“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他学习别人的书法，能取各家所长而成自家面目。晋葛洪《抱朴子》誉为“一代绝手”。南朝宋羊欣说：“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著痛快。”唐张怀瓘《书断》评他的章草为神品，八分为妙品，小篆为能品。传世书迹有《文武帖》、《急就章》、《天发神谶碑》，相传为皇象书。书论《论草书》。今世仅存《急就章》石刻，相传为皇象书。又有数种，文字多少有异同，以松江本最为著名。此帖点画简约、凝重，亦较含蓄，又多隶书笔意。结字工整，法度森严。整篇观之，气息古朴温厚，沉着痛快。对喜爱章草的人来说，是学习章草的优秀范本。因章草是早期的草书，到了皇象时代，已十分成熟，且为众多书家所擅长。而皇象所书《急就章》，形体已经很规范化了。今传皇象《急就章》拓本，系明杨政于正统四年（1439）据宋人叶梦得颍昌本摹刻的所谓《松江本》，其它古本未见流传。启功先生所收藏的明拓《松江本》是所见到的较佳拓本。《松江本》原石现藏上海市松江县博物馆。传世书迹有《天发神谶碑》、《文武帖》、《急就章》等。

今草　中国东汉书法家，字伯英，是我国最早的一个今草大师。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出身官宦家庭，其父张焕曾任太常卿。张芝擅长草书中的章草，将古代当时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今草新写法，富有独创性，在当时影响很大。书迹今无墨迹传世，仅北宋《淳化阁帖》中收有他的《八月帖》等刻帖。

张芝：生年不详，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约公元192年），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字伯英，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成为“今草”，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对后世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颇深。

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历史上已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尤善章草，当时的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评价相当高，尤以草书为最。

唐代书法家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　张旭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一挥而就。有人说他粗鲁，给他取了个张癫的雅号。其实他很细心，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所触到的事物，都能启发写字。偶有所获，即熔冶于自己的书法中。当时人们只要得到他的片纸支字，都视若珍品，世袭真藏。那时候，张旭有个邻居，家境贫困，听说张旭性情慷慨，就写信给张旭，希望得到他的资助。张旭非常同情邻人，便在信中说道:您只要说这信是张旭写的，要价可上百金。邻人将信照着他的话上街售卖，果然不到半日就被争购一空。邻人高兴地回到家，并向张旭致万分的感谢。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史称“草圣”。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的真实写照。难怪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王羲之的地位非常独特。因为经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提倡，王羲之的书法被确认为古代书法艺术的典范。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内，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地位一直非常牢固，人们将他尊为“书圣”和中国书法文化的代表。

王羲之(303—361)，琅邪临沂人，字逸少。后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他一生曾任秘书郎、参军、刺史、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等职，人称“王右军”。后称病去职，与东土诸名士优游自适以终老。

王羲之出身于名门望族，伯父王导、王敦以及父亲王旷，都是曾经左右东晋形势的重臣。王氏家族与当时的皇族司马氏平起平坐，地位显赫。王羲之虽然父亲早逝，寄养在伯父王导家中，但这并不影响他具有优越的生活条件与良好的学习环境。据说他小的时候不善言辞，长大成人后却善于思辨，并以骨鲠著称。

王羲之少时学卫夫人书法，后来得到叔父王虞的指导。他的家族中擅长书法的人很多，伯父王导、王敦都精于书法。王导还将有“江东法帖之祖”之谓的《宣示表》传给王羲之，可见对王羲之书法才能的器重。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能够博采众长，转益多师，终于“备精诸体”，创造了全新的书法艺术境界。

王羲之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有人要问，一千多年前的王羲之书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后来很多书法家都有很高的成就，为什么不能取王羲之而代之呢?这个问题要放到书法史中来看。首先，要从汉字的发展演变上看。中国文字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大的变化，从篆书系统向隶书系统转变是—次关键性的变化。我们汉字应该都属于隶书系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表意文字。隶书系统的文字在以后的岁月里繁衍出很多变体，如行书、草书等，这个过程都发生在汉代，隶书本身也最终演化成为今天常见的楷书。在王羲之之前，这些书体都有一定的规模，但还是不够成熟。比如钟繇的楷书，相对来说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张芝的草书也属于质朴一路。王羲之书法在他们的基础上取代了前人，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字范式。王羲之之后的书法家当然也不可能停留在模仿王羲之的书法上，比如唐朝的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他们将楷书推向了更为标准化的境界。但是，宋朝的文人书法家大多认为，他们的楷书有刻意安排的痕迹，虽然在实用方面是够标准的，但与王羲之相比，却显得有些不自然。正因为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境界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字形姿态丰富但不过分张扬，气息冲和，刚柔相济，既有法度，又有极高的审美境界，所以在他之后的很多朝代的书法家都愿意接受他。人们把羲之尊为“书圣”，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唐代书家颜真卿谓：“吾师张长史（旭）真行草俱佳，真行书皆有人传，狂草常叹无人为继。今观怀素书，代不绝人。”怀素对自己的草书也有相当形象的描述：“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刃峰”。“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拨山伸劲铁”。“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尘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俱见《自叙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书法追求。）

怀素长沙人，幼而事佛，为玄奘门人。旧作俗姓钱，其实不然。钱起是素舅父，从《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诗奉》一诗可知。同姓不婚，《自叙帖》有“从父钱起”句，《尔雅·释亲》谓“母之姐妹从母”，舅父或亦可称为“从父”，以备一说。此绢本《千字文》自跋“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六十有三”推之当生于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

怀素曾书千字文数十一，以此贞元本为最精。共八十四行，绢本墨迹，字字用意，脱去狂怪怒张之习而趋于平淡古雅。用笔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是其晚年的代表作。明代姚公绶评此帖“一字值一金”，故又称《千金帖》。

济南市博物馆，为现存王铎唯一一幅雪竹作品。顺治三年（1646）作《渔舟萧闲图》，收入《历代名贤画粹》；顺治七年（1650）作《雪景山水图》，收入日本《支那名画宝鉴》；顺治八年（1651）罢官归里，作《兰石图》卷、《山水卷》，分别收入《新版世界美术全集》、《支那名画宝鉴》。顺治九年卒，享年六十一岁，葬于河南巩义洛河边，谥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