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服末代皇帝出庭作证

1946年6月，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美籍教授贝德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伍长德、尚德义等人，一个个相继出庭作证，最终把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松井石根、武藤章，以及制造柳条沟事件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一批日军侵华战争的元凶，送上了历史的绞刑架。那么，这些被当时新闻界称之为“重磅炸弹”的证人是谁寻找来的呢？他就是中国的助理检察官裘劭恒。

10月初，我与同事一起专程赶赴上海，叩开了位于淮海西路的裘家大门。

裘劭恒正在室内办公。他熟练地敲打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发出“咔嗒咔嗒”悦耳的声音。宽大的办公桌上， 摆放着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简报等文件资料，身后的一排书柜中，整齐地放着《拿破仑法典》、《加洛林娜法典》等数百册外文法律书籍。他是我国一位资深的国际法律专家，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和上海外贸学院名誉院长等职。谈起他从事法律工作60多年生涯中的三件大事，即参与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审判“四人帮”和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工作，裘老不无自豪。

裘劭恒于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东吴大学法学院学士的头衔。1946年，远东国际法庭组建时，作为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首任秘书，他肩负着搜寻证据的任务。

当年2月7日，向哲浚和裘劭恒一到东京，就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的战犯名单。名单中，位列第一的战犯是日本侵华的间谍首领土肥原贤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知道这名战犯已经自杀，第三则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

国民党政府最初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是走过场，但对于采取英美诉讼程序的军事法庭，有没有证据、证据是不是有力、会不会被对方驳倒，是能否判定战犯罪名的唯一标准。中国方面的一纸名单，对于检察方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1946年3月到4月，向哲浚和裘劭恒频繁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但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本方面又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让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工作困难重重。

但裘劭恒最终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关键人物。检察官向法庭提供的证人证词和其他证据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大屠杀策划者松井石根刚开始百般抵赖，但很快被检察官驳斥得哑口无言。

1946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现在法庭上，在东京引起了轰动。末代君王是国际检察局3个王牌证人之一，他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而这名关键人物是被裘劭恒说服出庭的。

“他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最终接受了法庭的要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裘劭恒回忆说。

在日工作半年之后，首任检察官秘书返回上海从事律师工作，他的遗缺由翻译高文彬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