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的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的迁徙于10月上旬开始。搬迁工作得到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人的大力支持。最后一批学生11月中旬到达重庆，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抵达成都后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先期开学上课。（图册图片来自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及《看历史》杂志）

1945年9月底，中央大学复员委员会成立。吴有训任主任，江良规、胡家健任副主任。江良规负责重庆方面的复员事宜，胡家健负责南京方面校产的接收和修缮。中央大学的复员经费为法币81亿元。成都的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的复员工作独立进行。一万二千多名师生分八批返回南京，1946年5月第一批师生返回，最后一批师生于7月底回到南京。图书、仪器设备大多由民生公司承运，10月中旬陆续到达。

南京方面的接收工作。三牌楼、文昌桥、大石桥等地附属建筑可直接接收，四牌楼校园为日军军事医院所占，胜利后被国防部接管改作陆军医院，接收工作延至1947年2月。战前南京中华门外石子岗征购的8000余亩土地重建已不可能，校产接收委员会决定在此建立“中华农村福利试验区”，由农经系主办。

重庆方面的移交工作。沙坪坝校舍由毗邻的重庆大学和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接管；柏溪分校和小龙坎校舍由重庆青民中学接管；医学院在成都开办的公立医院由四川省政府卫生实验处接收，改名为四川省立医院，并留用医学院教授黄克雄担任院长。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汪伪政府利用金陵大学原址开办的南京中央大学停办。该校校产的接收工作由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单位协商进行。商定汪伪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艺术系（绘画、音乐组）、医学院等院系的图书设备归中央大学接收，其余归金陵大学。

至此，中央大学的接收工作暂告结束。

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地分三处：重庆、成都和贵阳。

重庆新校址选定在沙坪坝松林坡，是重庆大学东北面的一个小山丘，属该校土地，占地不足200亩。因山坡上长着稀稀疏疏的松树而得名，嘉陵江从山坡下绕过。

1937年10月下旬，中央大学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师生以及部分图书仪器抵达成都华西坝，随即筹备开学事宜。当时的医学院只有三个年级（1935年重建的）学生，一年级新生在重庆就读。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先后迁入成都华西坝，都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和实验室等。畜牧兽医系借住成都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血清厂。抗战八年，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远离校本部，只得半独立地完成各项教学任务，艰苦创业，为国家培养了急需的医学和农业人才。

入川后的第二年春天，在松林坡顶端，修建了图书馆、阅览室，站在图书馆门口，可以俯瞰学校全景，坡上的主要通道是一条环山公路，也是运动员的跑道。后来，又陆续修建了专用教室、实验室和学生俱乐部等。此时的松林坡房舍相连，层层叠叠，再也无法插足了，学校规模逐日扩大，不得不向校外谋求发展。于是在沙坪坝镇上修建了小龙坎男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又在松林坡对岸的磐溪（隔嘉陵江）修建工学院的大型实验室等，将航空工程系和艺术系迁至磐溪，这样校舍的紧张状况得到暂时的缓解。

随着战火的蔓延，大片国土的沦陷，涌入大后方的人员越来越多，中央大学在校人数激增，学校筹划建立分校案。经教育部批准，决定在离重庆市60华里，从沙坪坝沿嘉陵江而上25华里的柏溪建立分校。

柏溪，原是江北县的一个小山村，四面环山，岗峦起伏，清澈的溪水从长满翠柏的河边流过，依山傍水，恬静幽雅，校长罗家伦把这个没有地名的村子，取名柏溪。总面积为148亩，呈西南东北走向，中部较为平整，辟作饭厅和运动场，围绕运动场修筑16尺宽的马路，为校内主干道，分设教学区和生活区。校舍建筑也采用松林坡建校经验，包工包料，不分昼夜，突击施工，历时两个月，建屋44栋，耗资13万元。后来又相继增建了游泳池、工场和防空洞，设施逐步趋于完善。

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原设三牌楼，因两次遭敌机轰炸，提前迁出南京，1935年10月10日在安徽屯溪开学。南京沦陷后，安徽形势吃紧，又迁至长沙，最后内迁至贵阳。因与重庆校本部相距甚远，交通不畅，于师范学院实习不便，后划归贵阳市属。

1941年罗家伦在谈及筹建南京中华门外新校址未成而西迁时说：“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建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到局部而未用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免除了许多困难的手续，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学生没有耽误学业。”

1938年底奉行政院令，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继1939年增设6年制牙科之后又办牙医专科学校、护士师资专修课 、高级医师检验职业科、司法检验员训练班等。1941年恢复社会学系，隶属法学院。1942年农学院农艺系农业经济组扩建为农业经济系，隶属农学院。1943年理学院地理系气象组独立建制,成为中国第一个气象系。1944年成立边政系，隶属法学院。1945年成立俄文专修科，隶属文学院。

（一）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

为培养高深学术研究人才和健全的中等学校师资，行政院决定，1938年夏，在全国六所大学增（改）设师范教育，学制五年，最后一年为教学实习。师范生一律享受公费教育，毕业后，由教育部分发各省充任中学教员或教育行政人员。在完成服务年限（一般为五年）后，可以继续深造，也可以离开教育机构，从事自己愿意的工作。同年秋，中央大学奉令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除原教育学院的教育、艺术（音乐、绘画）、体育系外，新增设国文、英语、公民训育、史地、数学、理化、博物系和童子军专修科。

（二） 扩充医学院

西迁时，中央大学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和实验室开学。不久，山东齐鲁大学迁入，三大学医学院联合办学。

1939年秋，增设牙本科（6年制）。为快速培养牙医专门师资和研究人才，将牙医专科学校的在校生全部转入牙本科，并于联合医院内开办牙医门诊部。

1941年夏，中大医学院脱离三大学联合医院，独立开办四川省公立医院。年底，接管了成都市步后街志成商高校舍，牙医专科学校和医学院师生从华西大学迁出。1942年，省公立医院开办分院。同年秋，医学院增设护士师资专修科。1943年秋，增设法医科，并于法医科内附设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同年，又接受司法行政部委托，举办司法检验员训练班，为期两年。

医学院分医科和牙科，学制六年。前三年共同开设医学基础课，四、五年级医、牙科分开授课，六年级全年在医院进行全面实习。医学院开设的课程均为必修，并须依次修习。一年级新生在柏溪分校学习基础课。

（三） 新增系科

1、水利工程系

1937年夏，水利工程系正式成立，系主任原素欣。“八一三”以后，随校迁往重庆沙坪坝，在磐溪修造了较大规模的“水力实验室”和“土壤实验室”。由于获得水利部门的拨款和补助，师资充实，设备先进，实验完善。该系专任教授有：原素欣、黄文熙、顾兆勋、严恺、谢家泽、姜国宝、李士豪等。

2、航空工程系

1935年，工学院接受国家航空委员会委托，聘请航空界著名专家罗荣安主持机械特别研究班。招收大学机械、电机、土木工程系毕业生，通过18个月航空业务的进修和两个月的实习，完成学业。前后结业两届四班，共33人。两年后，在此基础上，延聘师资，扩充设备，成立航空工程系，系主任罗荣安。因获得航空委员会巨额资助，致使该系发展迅速，西迁时已初具规模。1938年秋，航空工程系正式招生，并在磐溪修建大型棚场，可存放数架飞机、多具发动机。设有结构、风洞、发动机和仪表四个实验室，配有修配工厂和小型图书室，供师生研究实习。

3、社会学系

该系创建于1928年，1936年奉令暂行停办。1941年秋，恢复社会学系，隶属法学院，系主任孙本文。该系课程开设整齐，尤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除课堂教学外，延请社会名流，开设系列学术讲座，社会实践活动也较多，还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开辟了社会学研究专栏，由该系师生编辑。专任教授有：孙本文、王政、傅尚霖、张少征、朱约庵等。

4、农业经济系

1939年秋，农艺系设立农业经济组。随着社会需求量的增加，选习农业经济的学生超过全系总人数的一半。经教育部批准，1942年改农业经济组为农业经济系，专门培养农业经济建设人才。系主任张德粹。该系虽创办于抗战时期，经费拮据，图书设备有限，但学术研究气氛极浓。1944年，独立创刊《农经学》，每年两期，大多刊载学校教师的科研论文。专任教授有：张德粹、刘庆云、潘学德、刘世超、张之毅。

5、气象系

早在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内，就一直并存着地理、气象两个专业组。气象学是一门新兴亟待发展的科学，1943年初，教育部令中央大学气象组独立建制为气象系，这在中国高校还属第一。系主任朱炳海。西迁时，地理系的仪器设备是保存最完好的，这也为气象系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专任教授有：涂长望、黄厦千、朱炳海等。

6、边政系

国民政府西迁，大批机关人员涌入内地，西北和西南边疆的地位益形重要。为“开发西北”，“建设西南”，急需培养边政建设人才。1944年秋，教育部令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创设边政系，隶属法学院，并于当年招生。该系学生一律享受师范生同等待遇。课程设置也从边疆特殊的政治制度、社会、民族、宗教、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着眼，有些课程涉及文学院或法学院，接触面比较广。

7、俄文专修科

1945年初，苏、美、英三国召开雅尔塔会议，会议决定中、苏将签定友好同盟条约。为承担沟通中苏文化之使命，满足社会对俄文人才的需求，当年春，中央大学奉令创设俄文专修科，隶属文学院。

（四）研究院的创立和发展

1934年11月，理学院和农学院就分别创设数学研究部和农艺研究部。1935年1月，中央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罗家伦、邹树文、陈剑修、艾伟等为筹备委员。1936年秋，数学、农艺研究部招生（各招一人）。西迁后，尽管环境、设备、经费等困难重重，学校仍然极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积极谋划研究部的发展，并于1938年12月创办了中央大学研究院。由校长兼任院长。行政上为独立机构，下设所、学部，所和学部的负责人由各院院长和系主任兼任，导师也由各系教授派任。

中央大学研究院于1939年秋正式招生。初创时设5所7个学部，后又相继成立文科、医科研究所。至复员前，中央大学研究院已拥有7所23学部。

文科研究所设：哲学部、历史学部、外国文学部、中文学部

理科研究所设：数学部、物理学部、化学部、地理学部、生物学部

法科研究所设：政治经济学部、法律学部

师范研究所设：教育心理学部、教育学部

农科研究所设：农艺学部、森林学部、畜牧兽医学部、农经学部

工科研究所设：土木工程学部、机械工程学部、电机工程学部

医科研究所设：生理学部、公共卫生学部、生化学部（图册图片来自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按《中央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设校长一人，负责综理校务，由国民政府任命。1941年8月，罗家伦辞职后，继任校长依次为顾孟余、蒋介石、顾毓臔，任期都只有一年左右。抗战胜利后由吴有训接长中央大学。（图册图片来自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

西迁后，罗家伦校长扩大办学规模，延聘名流师资，增设新兴系科，创办研究院。到了1940年前后，重庆物价暴涨，学校经费拮据，难以维持，罗家伦实感“精疲力竭，再也不敢继续下去了”，加之国民党派系之间的倾轧，遂于1941年7月提出辞呈。8月，罗家伦辞职获准。由顾孟余继任。

顾孟余，北平人，1888年生。1941年8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为人态度严肃，不苟言笑。在教育行政管理上比较宽容，对校务和师生生活极为重视，为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多方努力为学校筹集资金，以改善教学和生活设施。长校期间，重建了图书馆，新建了能容纳三千人的大礼堂，还有数栋宿舍，使学校面貌大有改观。后因与当局不合，1943年初提出辞呈，未待获准，旋即赴美。

顾孟余之后发生了以挽留顾（孟余）校长为由的1500多名学生向国民政府的请愿游行，挽留顾校长的标语、壁报贴满饭厅四周，这是抗战以来，重庆首次发生的最大的学生风潮。为了避免事态严重，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自兼中央大学校长。

蒋介石平时每周六下午来校巡视，巡视内容一般是学生伙食和宿舍卫生。在任期间复刊《中央大学校刊》等。1944年夏辞去中央大学校长，改任永久名誉校长。同时撤销了教育长一职。

蒋介石之后继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是原教育部次长顾毓臔。顾毓臔，江苏无锡人，1902年生。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1938年出任教育部次长。1944年8月出长中央大学。他在向报界发表谈话论及教育方针时说：大学应注重学术研究，提高研究风气，改善研究人员待遇。盖尊重学术为教育人才、培植文化之根本原则。主张“教授为第一，尊重教授地位及其学术上之成就，以避免学术机关变为行政机关”等观点。顾毓臔长校期间，对系科的增设和调整归并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顾毓臔辞职离校。吴有训接任中央大学校长。

1941年，教育部实行“部聘教授”制，按学科评选出一批资深、有名望的教授，由教育部直接聘任（原则上每学科1名）。部聘教授每月薪金600元（相当校长待遇），另加发研究补助费400元。部聘教授还负有“辅导全国各院校对于学科之教学与研究事项”的重任，由教育部分派赴各地讲学。

1941年底，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部聘教授30名，中央大学有梁希、孙本文、艾伟、胡焕庸、蔡翘5位教授荣任。1943年，评审出第二批部聘教授15名，中央大学的楼光来、胡小石、柳诒徵、高济宇、常导直、徐悲鸿和戴修瓒7位教授荣任。

中央大学西迁时，随校入川的教师不足200人。师资严重缺乏，学校尽量吸纳人才，充实教师队伍。这一时期，延聘到校的著名教授有：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古希腊哲学家陈康，植棉专家冯植芳，建筑学家刘敦桢、杨廷宝、童隽，航空气象学家黄厦千，航空工程学家张创、柏实义，地质学家朱森、张更，法学家何联奎，医学家李廷安、胡懋廉、阴毓璋等。到1945年时，总数超过600人，其中教授（包括副教授）290人，讲师76人，助教224人，研究院助理（相当讲师）38人，和战前相比，数量翻了一番，大约是同期西南联大教师总数的一倍。

抗战初期，大学招生均由教育部统一考试，然后各校录取。从1941年起，中央大学恢复到抗战前各校联合招生的做法。在重庆期间，中央大学常与西南联大、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联合招生，以利各地考生就近迎考，然后四校统一录取。当时在联合招生中，第一志愿填报中央大学的考生高达2/3。迁渝一年后，在校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并逐年上升，截止1943年度，在校学生数达3700人，为西迁时的三倍半。

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出国留学率较高。1940年5月，教育部为奖励学业优秀的学生，采用自由参赛的形式，举行大专以上学校学业竞试，分甲、乙、丙三组。甲组为一年级基础知识竞试；乙组为二、三年级专业知识竞试；丙组为毕业生论文竞试。参赛结果，中央大学获得甲、乙、丙三组团体总分第一，受到教育部的嘉奖。优良的学业成绩也为出国深造提供保证。1943年，教育部主办第一次自费留学考试，录取329人，其中62人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占到总数的1/5；1944年，庚款留英公费生考试，录取30人，8人为中央大学毕业生，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就是这次出国深造的。

在重庆期间一共毕业8届学生，约4000人，其中硕士研究生60人。

战时，因购买教材困难，中央大学各科都需自编教材，其中不少教材被审定为大学图书或“部订”教材而公开出版。如孙本文的《中国社会问题》，缪风林的《中国通史要略》，李长之的《西洋哲学史》，罗根泽的《周秦西汉文学批评史》，朱锲的《中国财政问题》，林振镛的《刑法学》，朱伯康的《经济学纲要》，许恪士的《中国教育思想史》，肖蓝嵘的《教育心理学》，艾伟的《高级统计学》，潘菽的《普通心理学》，胡焕庸的《世界经济地理》、《气候学》、《国防地理》，朱炳海的《普通气象学》、《军事气象学大纲》，孙光远的《微积分学》，邹钟琳的《普通昆虫学》，罗清生的《家畜传染病学》，孙鼐的《岩石学》、《工程地质》等。

教授们的其他专著：余大缜的《英国文学史》，唐君毅的《中国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常任侠的《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许哲士的《工商管理》，金善宝的《中国小麦区域》，孟心如的《毒气与防御》、《化学战》，赵廷炳的《阳离子分析法》，张德粹的《农业合作》等。据1944年《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统计，当年中央大学教师公开出版的教材和专著就达40余种。

中央大学作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除公开发行的《文史哲》、《科学》和《社会科学》三种大型季刊外，还负责主编数十种全国性的学术刊物和丛书，如李寅恭主编的《林学》，是中华林学会唯一的学术刊物，艾伟主编的《心理研究季刊》，徐仲年主编的《文艺月刊》以及《中、法、比、瑞文化从书》等。（图册图片来自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

（一）名人讲演

学校在授课之余，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讲座，当时影响较大的重庆“沙磁区学术讲演会”就是由中央大学主办的。每周日借重庆大学或南渝中学礼堂，敦请学界、政界或来华外交使节等社会名流作讲演，如翁文灏、潘光旦、李烈钧、孙科、卢作孚、美驻华大使詹森、英国前首相艾德立等。文学院主办诗、词、曲和外国名著系列讲座，由著名教授主讲。还有各种展览等，如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徐悲鸿东南亚讲学回国的演讲和画展，吴作人大西北写生归来举办的边旅画展等。

（二）学生社团

学校内的各种社团，经过训导处批准，建社宗旨明确的有七八十个，类型广泛，文艺习作、学术研究，联络感情、砥砺学行，宗教研究，也有宣扬三民主义、研究战后建设的，等等。其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是“中苏问题研究会”、“中大文学会”、“女同学会”等。

罗家伦的大学教育思想与实践

1931年12月，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后，国民政府先后任命数位校长，但都坚辞不就，1932年6月28日，行政院议决由教育部长段锡朋代理中央大学校长后，引发学生强烈不满，直到1932年8月26日正式任命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为止。

经过整理及学生甄别考试后的中央大学，于1932年10月11日重新开学上课。罗家伦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阐述了他的大学教育思想，希望在中央大学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目的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而努力。

（一） “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大学使命

罗家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中央大学的使命是为中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一个国家沦落到遭受外敌的入侵，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一种整个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而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生命质素。

大学教育应该是文化教育的最高机构。1931年9月18日，日寇炮轰沈阳，强占了东北三省。四个月后，日军进攻上海，淞沪军民奋起反击。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应对民族与国家尽到特殊的使命和职责。将大学教育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罗家伦大学教育思想的精髓。

“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大学使命应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大学教育必须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目标应该一致；第二，互相协调，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目标迈进，步伐也应一致。即组织起来，共求民族复兴大业的胜利。

所谓有机体的文化，罗家伦认为“从纵的方面讲，自小学、中学、大学以至研究院，缺少一段无从实施；从横的方面讲，无论文、法、教、理、工、农、医、商，都是一整套的配合，缺少一个都配不齐一整个国家的机构”。所以一所大学的本身就应是一个有机体。中央大学从纵的方面看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研究院；从横的方面看有文、理、法、教、农、工、医7个学院40个左右系科。“芦沟桥事变”后，罗家伦考虑到抗战的长期性，及时择地重庆，成为西迁高校中实力保存最完整的大学。随着抗战形势的恶化，办学经费的短缺，中央大学不但没有停滞不前，还在原有的基础上求得较大发展。比如增设航空工程系、水利工程系，扩充医学院，创办中央大学研究院等。罗家伦如此苦心孤诣地谋求发展，就是希望中大师生不论是学文的、学理的、学农的、还是学工的……，都应目标一致，互相协调，以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己任。“如果一个大学不能负起创造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可以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

（二） “诚、朴、雄、伟”的新学风

高尚的理想，认定的目标，伟大的使命，只有养成新的学风才能达到。罗家伦认为新学风的养成，须从“矫正时弊”入手,破而后立。所以，他为中央大学提出“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

“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取得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要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地走去。

“朴”，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耗费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朴厚的学术风气。

“雄”，是“大雄无畏”的雄。为纠正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来的柔弱萎靡之风。要扭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之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子亦须无病态。

“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着眼，努力做出几件大事业来，切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亦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

其后，“诚、朴、雄、伟”就成了中央大学的校训。

（三）三育共进 “二格”占先

青年学生的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青年是国家的基础，若是青年的教育不完备，国家的基础，便不巩固，民族的前途便无希望。”完备的青年教育须从知识、体格、人格三方面进行，即德、智、体三育共进，这已是当时教育界达成的共识。罗家伦在此基础上，特别提出青年教育中的“二格”，即“体格”与“人格”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的青年教育，在知识方面，虽有不足，但比以前有很大进步，而且会随着基础知识、专门知识和辅助技能的进一步传授，青年学生的知识结构会越来越趋于合理，有缺陷需要努力改进的是“体格”与“人格”两个方面。

体格即身体素质。罗家伦在《教育的理想与实际》一文中指出：“体魄是完人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没有健全的体格做基础，学问和事业是无论如何做不好的。”要增强青年学生的体格，除教育当局引起足够重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清除社会陋习及营养不良等影响青年健康的因素外，大学教育还应注重体育训练和军事训练。体育训练可以增强体质，还能培养学生公开竞争，团结合作的精神。战时的中央大学虽然活动场地狭窄，学校却能因地制宜，组织学生在松林坡的通道上进行拔河、立定跳远、接力赛等，体育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院际、校际间的篮球、排球比赛也非常频繁；军事训练也能增强体质，改掉懒散拖沓的生活习气，培养学生具有守纪、勇敢、整洁的军人风尚，改变青年学生懦弱的形象。为此，中央大学从1935年起实行军事训练。西迁后，对全体男生与特别研究班学员一律实施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对女生进行战地护理训练，以增强体质，并适应战时需要。

人格即道德品质。完备的青年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是最为重要的。罗家伦直率地批评大学太重物的组织科学，而不曾注重人的组织科学。指出“人事研究的进步若是不能与物质研究的进步互相配合，并驾齐驱，那人将有被物控制的危险”。有些青年人在大学里虽然学了些知识，但没有养成一种健全的人格，一旦走入社会，恶劣的人格暴露出来，从而危害社会；也有些青年人太看重现实，尤其是对于物质的现实，而缺乏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罗家伦认为大学决不是贩卖知识的商店，制造学位的场所，所以大学只传授一些知识而忽略人格培养的做法是错误的。为此，他希望中央大学的教职员要以身作则，潜移默化，不仅在知识上，而且在人格修养上，予以切实指导，使之“造成一种堂堂正正的知识公民，一方面是顶天立地的人物，一方面是继往开来的中坚”。1938年8月，中央大学率先试行导师制，要求导师“以自己的表率扶助学生品德之培养”。罗家伦身体力行，经常向学生作演讲，阐述如何求学、做人，倍受青年学生的欢迎。

对于如何处理好爱国与学业问题，罗家伦真诚地告诫青年学生，抗战是民族之战，是长期的，需要坚实的后备力量。在后方努力学习，与前方将士英勇杀敌都是报效祖国。战争结束后，祖国需要大批有知识、有人格、有体魄的人才，建设国家。为此，他寄希望于中央大学担负起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的责任。

（四） 不趋时尚 注重科学精神

罗家伦认为科学的精神在求真理，当求真理的时候，并没有特意去计较其功用，一旦求得之后，不定在什么时候，会发生极大的作用。他在《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引用《汉书·董仲舒传》一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来说明科学精神的作用，等到“谊正道明”以后，自有无穷的“利”，无穷的“功”产生。如孟特尔在寺院里配豆种，发现了优良品种与遗传的关系，当时他哪里会想到后来植物、动物，甚至人类品种的改良，都应用到他的遗传定律。

抗战爆发后，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大学教育不能直接为抗战起作用，应该停办大学；另有些人提出改大学为短期训练班、速成班，传授速成知识、简易技术即可等等。罗家伦嘲笑战时教育速成论者的短期速成办法是“万应灵丹”，以为“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是不切实际的。他主张抗战时期要积极维持完整而正规的教育，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并结合抗战需要增设系科，加强抗战国力。大学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决无“王者之路”（捷径）。

罗家伦在长校初期提出“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的治校方针。认为在安定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充实不仅是图书、仪器设备的添置，还应重视教学人才和课程内容的充实。罗家伦曾经说：“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他到校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延聘和极力挽留原有良好教授。这“良好教授”的标准，即一方面能教导学生；一方面能扶助教员提高业务能力。当时教师分专任与兼任两种，罗家伦主张教师应以专任为主，“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至1937年抗战前夕，中央大学教师共424人，其中兼任教师50余人，较1932年减少了一半。

在充实师资力量的同时，还应准备一个好的精神环境和物质环境，让好的教师都愿意到中央大学来。西迁后，学校经费短绌，物资奇缺，教学设施及学术环境远远不如战前，可学校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未拖欠过教师的薪水；还创办中央大学研究院，为教师提供教学研究场所，这些都是中央大学能不断聘请到名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罗家伦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的趋势，对中央大学的系科设置，不断进行调整与扩充，使中央大学成为规模最大、学科最齐全的综合大学。如1934年创办机械特别研究班，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在机械特别研究班的基础上创立航空工程系，再度创办医学院、水利工程系和恢复社会学系等。

在教学上，罗家伦十分重视基础课程的开设。他认为大学的课程是根据各国学者长期共同研究实践的结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确定，并不是由某一学校或某一教授随便增加删除的，更不能因为抗战而停办某些看似“不实用”的基础课。西迁后，在办学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学校开设的基础课程不仅未削弱，反而有所加强；专业课程也与平日一样进行，及时反映科学新水平；而且做到循序渐进，为学生打下扎实基础。

1937年教育部颁发《战时动员计划》，指出“战时各级学校教育，均应力求切合战时需要，各级学校之课程与管理应实际情形，量予变更”。中央大学各院系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开设与抗战相关的课程，如文学院开设民族诗歌、战时文学讲座、东北民族史等；理学院开设国际政治地理、军事心理、地形测量、中国经济地理、康藏地理、航空气象等；法学院开设苏联研究、欧洲独裁政府、国际组织、战时经济等；工学院开设弹道学、无线电等。这些课程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为大学教育结合时代需要，为抗战建国发挥应有的作用。

除结合学科开设相关课程外，中央大学战时还开设一些辅助课程。这些辅助课程大致分三类：①战时常识讲演，如消极防空常识、战时国际公法常识及医药常识；②战时技术训练，如急救、维护交通及侦察敌情；③编印有关战争常识宣传刊物。罗家伦认为开设辅助课程的目的“使学生在战争的时候，有一套普通应用知识技能，并学会如何将这种普通的知识和技能普遍到一般民众里面去。”中央大学从1938年起，开设电信、炮术和战地卫生三类训练班，规定不分院系，每人必选一课，计算学分，中途不得退修。战时的中央大学在课程开设上不仅注重完备学生的知识结构，也适应了抗战的特殊需求，真正体现了正确而真实的科学精神。

南京大学保留重庆中央大学历届所有院系毕业生的学籍资料、档案、成绩单等，“文革”期间出于档案资料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及鼓楼校区档案馆场地有限，部分历史档案移送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放，2012年移交南京大学。重庆中央大学毕业生、肄业生档案可通过南京大学档案馆查询，官方查询地址：中央大学学籍，中央大学中途离校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