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与柳亚子等发起组织新南社。

1927年下半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旋兼复旦实验中学主任。

1929年冬，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

1932年，出版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今语文的修辞学专著《修辞学发凡》。30年代，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参与组织推动上海思想文化战线的反文化“围剿”斗争。

1934年，与叶圣陶、胡愈之等发动大众语运动，创办《太白》半月刊。

1937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上海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组织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宣传文字改革。

1940年，从上海至重庆，回迁校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1942年起，任新闻系主任历时8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上海，参加和支持大学教授和学生的爱国民主斗争。

1949年10月，出任复旦大学校委会副主任。

1951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1957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

1952年9月起，任复旦大学校长。

1960年任《辞海》总主编。

1972年起，任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此外，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局局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社联主席等职。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7年10月29日，在上海病逝。

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翻译成中文的是陈望道。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入门经典，此书气势磅礴，富有鼓动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的中国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北京读过此书的英文版，深为赞叹，二人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打算译成中文，那时的戴季陶思想颇为激进，倾向于共产主义。但他细细看了一下后，就放了下来，因为翻译此书太难了，要求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后来，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他便着手物色合适的翻译者。《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是一位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大忙人，他的思想也颇为激进。邵力子得知此事，就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

陈望道与邵力子书信往返较多，二人都常为《民国日报》和《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陈望道功底不凡。于是，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当时，中国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但都是仅仅翻译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译的都不准确，有些地方翻译得甚至谬误可笑。陈望道就将以往各家所译片断也找来作为参考，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曾就此事问过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是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英译本，同时参考日译本。

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秘密回到老家分水塘翻译《共产党宣言》。

3-4月份，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译完，随即携译稿到上海，准备在《星期评论》连载，但当他到上海的第二天，该刊便停刊了。恰在这时，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也刚到上海不久，应陈独秀之邀，陈望道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当时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成了当务之急，当时印刷经费十分困难，为此，陈独秀就跟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商议，魏金斯基当即就筹措一笔经费。随后，就在辣斐德路（今上海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取名“又新印刷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也是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首版封面五分之四的篇幅是马克思肖像，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在印刷品上出现马克思的肖像，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共印了一千册，很快售尽，但人们也发现封面把《共产党宣言》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于是，同年9月在改正版面后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封面马克思肖像也由红色改印成蓝色，再版，又印了一千册，依然很快售完。到1926年5月止，已经重印17版之多。后来国民党将《共产党宣言》定为“禁书”，不准再版，见之即查缴。

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是竖排平装本，用5号铅字排印，报纸印造，全书内文共56页，每页11行，每行36字，竖版直排，页侧印有“共产党宣言”的页边字，字下注有汉字小写页码，全书专有名词均在词后括号附注英文原文，以供读者对照。封面红印是1875年马克思半身肖像，肖像下面自右向左横题“马格斯”三字，肖像上面大字横题书名《共产党宣言》。《宣言》上面用小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下面标注“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尾页为版权页，写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等字样。书的尺寸是18.1×12.2（cm）。 在全国发现的中文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只有11本，他们分别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上海图书馆、上海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档案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浙江上虞市档案馆、温州图书馆、山东东营历史博物馆。

为了专心致志完成好这件事情，1920年春，他离开浙江一师回到家乡，开始心无旁骛地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当时，陈独秀向陈望道提供了英文版《宣言》，同时，《星期评论》也向他提供了日文版《宣言》，他就根据这两个版本的《宣言》进行中文翻译工作。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宣言》、孜孜不倦地研究《宣言》、夜以继日地翻译《宣言》。看他如此辛苦地工作，人也瘦了许多，他母亲十分心疼，想做点好吃的让他补养身体。于是，母亲就弄来一些糯米做成粽子，又拿来一点义乌红糖，让陈望道用粽子蘸红糖吃。过了一会儿，等母亲去收拾碗筷时，发现陈望道粽子是吃掉了，可是满嘴是黑的。原来，由于陈望道对翻译工作太过专注，他一边工作一边吃粽子，而粽子蘸的不是红糖，是墨盒里的墨水，他自己居然没吃出粽子是啥滋味。就这样他加班加点工作，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克服各种困难，用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忠诚和激情，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全文的中文翻译任务。

为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于1920年2月回到浙江义乌家中，他根据日文版，同时与英文版相互对照翻译《共产党宣言》。在一间柴屋里，陈望道克服工作条件的艰苦和翻译中的困难，“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彻底全文译了出来”。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完成译稿。《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立即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反响极为强烈，初版印了千余本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共产党宣言》经过多次重印，到1926年5月已经是第17版了。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宣言》在北伐军中广泛流传。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意义重大。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许多革命青年逐渐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1936年跟斯诺谈话时曾讲：“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中的第一本便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该书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开展工人运动。

在译完《共产党宣言》后，陈望道继续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撰写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担任《新青年》主编的陈望道对杂志采取了一种“树旗帜”的办刊方针，如他自己所说：“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新青年》这一办刊方向引起了胡适的强烈不满，提出要改变刊物性质甚至停办，但陈望道毫不妥协坚持和捍卫《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面对改良主义者张东荪借罗素来华讲学之机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陈望道发表文章与之坚决斗争。通过与胡适、张东荪等人的论战，陈望道和其他先进知识分子有力地回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陈望道不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以实际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发起人，直接参与创建了党的两个重要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两个组织可看作党创建时期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陈望道和其他同志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压迫，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内容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陈望道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负责人之一，在组织支持下，他开办外国语学校、平民女校以及职工补习夜校，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国语学校实际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公开活动的场所，为党向国外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培养了大批干部。平民女校是吸收“一些觉悟的女子，为反对三从四德，被他们的家庭、学校赶出来，我们办学校，接受他们。丁玲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陈望道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发起者，直接参与筹建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邮电工会，通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初期的工运，主要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支持他们搞经济斗争。为此，陈望道多次向工人发表关于劳工神圣和劳工联合的演说，进行鼓动宣传工作。

无论时局如何变换，陈望道一生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陈望道毕生忠诚于党的事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即使如此，陈望道依然根据党的指示担任党创立的学校——中华艺术大学校长，随后在这所学校诞生了著名的“左联”。抗日战争时期，陈望道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在“孤岛”上海坚持敌后斗争。1940年陈望道随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后，根据党的指示出任复旦大学训导长，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闻馆，新闻馆里可以传阅革命书刊、收听延安的广播，被称为“夏坝的延安”。解放战争时期，陈望道参与组建了华东地区16所高等院校“大学教授联合会”，并担任主席，大力推动“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同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作家和进步学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陈望道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作为一名学者，陈望道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一部《修辞学发凡》被称为“千古不朽的巨著”。在书中陈望道既以大量篇幅谈了修辞技巧，又着重说明了它与内容的关系，突出了修辞的目的——为内容服务，把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的观点运用到修辞中。

纵观陈望道一生，一旦尝过了“真理的味道”，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便从未改变，也正是信仰的初心使其肩负起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践行者和坚守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