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深化对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在社会生产和价值创造中所起作用的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总体工人”的论述中，对脑力劳动给予了肯定，认为这些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但他重点研究的是物质生产领域的体力劳动。在当今社会，在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越来越重要的条件下，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等脑力劳动，不仅作为一般劳动在价值创造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作为更高层次的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要大大高于简单劳动。

第三，深化对科技、知识、信息等新的产生要素在财富和价值创造中作用的认识。应该坚持抽象劳动为价值源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同时，要充分肯定科技、知识、信息、等新的生产要素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增加使用价值和价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可以使劳动对象的范围更广、性能更好，从而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科学技术还可为人所掌握，而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所以，应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作用，把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摆到重要的位置。

第四，深化对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关系的认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价值创造属于生产领域的问题，而价值分配属于分配领域的问题。价值创造是价值分配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价值创造也就没有价值分配；但价值分配又不仅仅取决于价值创造。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价值分配首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体现一定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关系。

为迎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新高潮，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学建设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学术专著《保卫<资本论> 》。该书提出“保卫《资本论》”概念。其十八章“历史到科学的发展”集中讨论了民族取向的语言生产问题，并强调在“社会主义批判”这一实践化的工作理念的统领下创造性地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在逻辑，做到国情条件下的灵活阐释与运用。以下引述其中的两段论述，作为对“《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工作命题的理解。

第一，从方法论角度看，劳动价值论之所以被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需要，是因为它提供了关于批判的理解工具，它连结了“历史”和“理论”。劳动价值论的工作逻辑是历史方法，是范畴生产的本位性工作，因而是历史理论的构图；劳动价值论不是价格理论，与任何形式的相对价格理论无关，其目的也不是要寻求劳动价值与“价格”的对接。因其本身即是一种“特殊价格”，是从整体发生现象看待和规定的社会价格运动现象，价值工作命题激发了内部批判认知力量产生，并源源不断地生长。为了这个主要工作目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处处假定商品价格等于它的价值。即在不同的地方，马克思均做出了类似的表述：价格和价值之间的量的不一致或者说价格总是存在偏离价值量的运动趋势，这种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的规定当中。

第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价格理论是价值理论的工作延伸。作为资本主义工作批判理论的“广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其完成了对于商品价值理论的直接更改，而接续了价值批判，在生活过程领域执行社会批判功能。价值批判和生产价格批判成为工作互补的资本主义两大批判：生产批判和分配批判；它们与任何的价格解释学无关。前者的力量源自社会生产实体，后者的力量源自社会分配实体，分别由其发动。之所以能如此，盖因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形成以后，它本身已经分解为从生产出发的社会经济运动和从分配出发的经济（财产关系）的运动形式两种规定不同、然而内涵互补且递进的社会生产表现类型，成为了名副其实、标准意义的社会生产结合体。这种分析效果只有运用劳动价值论的工具才可达到。

这个问题等价于用劳动洞察价值：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关系得以解决。以劳动二重性把握价值，能够将劳动性质的发展归结于商品生产发展本身，相应提炼出有关于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实践化的工作批判关系，有效避免“系统抽象法”。

根据那种认识，价值在抽象与具体上具有不同位次，从而仅仅是抽象程度相对不同的社会知识概念；其中，低位次的抽象对高位次的抽象而言是“具体”，反过来，高位次的抽象对低位次的抽象而言是“抽象”。抽象和具体就这样被炼成了。然而，它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动的对单纯商品生产而言的历史替换关系，即一定是资本主义生产实体替换掉劳动者的个体生产，以及资本主义流通相应更换简单商品流通形式。在这里，价值本身同时要被看成是历史财产关系，因为整体生产关系生长的规定就要求这么做；换言之，马克思实际上持有一种整体生长学说的生产关系观点，他把生产关系生长看成统一的财产活动，当作统一结构的构型这项工作规定来对待。这就避免了一种指责：马克思回避纷繁复杂的价格现象，从概念出发，利用哲学思辨构建出劳动二重性，将等价交换教条上升为“交换必有共通物”，作为了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这就使劳动价值理论远离了经济现实。

劳动价值论并不排斥理性选择模型。实际上，仅拒斥以抽象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分析（例如约翰·罗默那种打着劳动价值论旗号的新古典主义）。但是，人们也不应当将个体分析诠释为该类型——以唯理论建构为路径演绎。此种逻辑不仅拒斥一般的差异性（工资差异、剩余价值差异、利润差异等等）研究，而且排斥任何组织结构的存在。所有制和财产运动的关系昭示了劳动价值论对于个体分析的内在接纳性。同时，各种存在均有结构，恰恰是不争事实，并且结构必然是关于整体性规定中各种个体因素的存在的结合，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即如果说所有制不过是财产的特定创生方式，那么，它是由个人对财产的特定拥有关系（占有或占用关系）所组成的，其间充满了个体运动轨迹。这种轨迹从方法论来识别，不过是结构内涵的工作逻辑（从定性方面看），或是数理内涵的工作逻辑（从定量方面看）。两方面的逻辑实现形式即劳动价值论的结构与数学的规定，在形式化方面可以形成连结二者的工作接口。因此，只要不把所有制神秘化，坚持在所有制下研究各种财产（占有）关系，就必然可以显明化马克思的这一工作意图：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体现社会生产之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社会选择理论和个体选择理论的统一。这使得生产方式成为考察经济行动的一个载体。“行动（规定）”的加入使得“事”和“物”分开，物的科学追索“物的世界图景”，相反，事的科学则追索“事的历史图景”。而又由于事物的本质就反映在“道”和“德”的统一性中，因此，对规律的把握必须有一个内在结构和路径予以支撑——例如质－ 量－形式。这样，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理论的构造图式实际上可称之为“行动理论或图式”。例如，《资本论》四卷所完整刻画的，就是资本的社会历史生产图式、资本的流通行动图式、资本的生活交往图式以及资本的认识图式。这些“行动角色”不断地转换、更迭，推动了“客观批判－主观批判”过程的发育发展，造就了人格化范畴的经济学。据此，可以阐述“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历史路径。

这个问题等价于用价值洞察交换价值：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体制得以解决。所有制体现为特定财产占有之社会经济关系，是寻求财产生产关系的实体域的解决。剩余价值生产之于一般价值生产的撤换在于，促成基于劳动的财产占有关系向基于资本的财产占有关系历史转变。在这一点上，“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相等同的性质为出发的规律的必然结果。”这种生产体制要求全部价值在工厂制度下生产，准确地说，是全部剩余价值由工厂中产生。这里，工厂制一般地替换个体的私人劳动制；即在这里，市民社会的多数人的小财产要变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少数人的大财产。生产规律的这种历史变迁要求交换规律与之对应，从而造成了分配的社会实现运动，即不仅在工厂内，更为紧要的是要在社会流通领域内实现。价值实现为社会价值c + v + m。价值全部由运动财产组成。资本的运动本性要求每一项财产（这里还仅涉及生产性财产）均是社会运动意义的财产，——这里，没有严格意义的社会不动产。也就是说，“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这里，在社会运动财产中亦包括一项特别内容，即劳动成为非财产，成为资本的财产；换言之，社会运动财产全部是资本财产，即资本的不变财产和可变财产。这意味着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普天之下莫非王（资本家）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资本家）臣。“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亦即，“是处于社会的全新状态中……努力使任何一种所有制同任何一种劳动相分离。”

因此，从价值生产角度审视，交换价值代表的是与交换权实现有关的社会制度（可将其称为“市场制度”），委实是从社会交换角度来看的“价值（财产）”。这样则有了资本的诸种运动形式，诸如货币资本（财产）、商品资本（财产）以及直属生产领域的固定资本（财产）、流动资本（财产）。由于中心内容是剩余价值的财产生产关系，这些运动财产形式毋宁称作是生产性财产的不同社会占用方式或形式。整个流通过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交换关系的社会工作关系。《资本的生产过程》阐释了W = c + v + m公式的历史生成，从中直接取出两个指标：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其交换域中的羽化形态是资本利润率，——《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分析实质上内含了这个工作规定。一般而论，资本有机构成是生产方式上的工作规定，剩余价值率是较为纯净的生产关系规定，而资本利润率则可视作是交换关系（或交换方式）上的工作规定。这里直接看到了研究对象不同实践元素之间的互动情况。例如，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锁定的研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一步阐明一定资本有机构成的生成条件下的研究。整体看，剩余价值生产体现了生产方式（资本有机构成）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率）的历史互动性。而剩余价值分配：是锁定了剩余价值率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利润率的研究，整体展示生活领域中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的社会互动性。

据此可以扼要说：理论部分乃是集中研究资本有机构成，工作剖解和它契合的剩余价值率和资本利润率的运动关系。“这不仅可以解析日常的竞争现象，例如某些低价出售的情形，某些产业部门的商品价格异常低廉的现象……而且会看到，政治经济学迄今没有理解的关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规律，即调节一般利润率和由它决定的所谓生产价格的规律，也是建立在商品价值和商品成本价格之间的这种差别之上的，建立在由此引起的商品低于价值出售也能获得利润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的。”这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和特殊的交换，以及它们由于采取特殊的结合工作体制所导致的特殊的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

也因此，坚持从W（商品价值）的社会公式中整体取出资本利润率指标，不能说是为了显露现象，也是为了进行认识批判的需要。同时，资本有机构成、作为孕育在资本利润率背后的实存规定，首要表明了一种工作整体性，即《资本论》将经济运动体制描写为有机整体的结构，绘成生产体制和流通体制的运动统一。在这种情势下，任何个体的或组织的研究均是这个有机整体的某一工作局部或方面。当然，按科学本性而言，《资本论》不反对这些研究，相反，热忱欢迎。

这个问题等价于用生产价格洞察市场价格：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关系得以解决。应当基于广义涵义，具体运用市场价格的经济范畴。（1）就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体制来说，市场价格锚定于生产价格形式域内，是生产价格形式的工作规定，从而可说清楚它的演化内涵和历史变迁的逻辑；（2）市场价格具体受供求关系影响，为其调整，供求其实是市场价格本身的短时变动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消费实现运动的调整区间（结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关系说明了资本生产的性质——资本积累性，其经济体制上的性质则在于寻求资本积累的整体（运动）形式。马克思一再指责整个古典学派包括李嘉图在生活过程中玩弄现象学的变戏法，“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古典学派把交换关系看成完成表面化的关系，把表现形式理解为一般规律的证实或表现，从而忽略了对内在交换过程的研究和把握。但是，后者恰恰是说明社会分配（实现）过程的基础。因为无论如何不能够忘记，资本家是将其所得看成全部财产的回报的，它从全部财产均参加了社会交换这一点上找到了根据。

资本主义整个交换过程都是为资本积累的生活形式而设置。它直接从分配出发，从货币财产出发，直接把资本的货币财产形态当作社会财富增值实体，从而，事实上已经引发了对于财产形式“实体化”的要求。《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说明了生产危机的根源性，即必爆发于对实体生产的损害、社会消费的日益严重不足、再生产结构的屡遭破坏的环节。但《资本的流通过程》的阐述尚“隐瞒”两种特殊商品的交换权：一是货币所有权，二是土地所有权。前者在金本位制度下可通过金属货币的扩大再生产完成，后者则指望了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身份的二合一（规定），当然，这是一种抽象把握。反过来则说明：资本共同体有不断扩大发展这种要求的内在趋势。在生活过程领域，尤其纸币（本位币）制度纵容了上述两种交换权的社会特殊性，愈加使得货币（财产）的实体扭曲成为财产（形式）的实体。这样通过从分配出发，生产性财产和非生产性财产的界限被模糊了，非生产性财产同样作为资本财产，作为资本分配财产。通过一种操作，等额财产等额分配，财产权获得了直接实现形式。于是，流通中大量充满了仿真的货币，与之对应的是，资本财产中亦充满了大量的虚拟财产。这样在生产价格和虚拟运动形式双重发展的阶段，“供求规律”整体上亦要被证伪，因为“在虚拟经济范围内，供给与价格成反比，需求与价格成正比。”证伪行动上升为一种“准定理”，称之为“反供求律”；在“反供求律”下，“与之相关的一个推论是，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率’也不会有下降趋势这一规律。”

它造成一种假象：一般利润率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或至少已处于从属的地位。发展实体生产的经济要求为大力发展虚拟经济的主张所替换，国际的、国内的资本集团协同加强掠夺能力，成为当务之急。工作名目是发展“高端服务业”，例如金融房地产，美曰其名“经济的高价值化”。

这种操作化的分配关系势必越来越对生产本身造成一种逼迫，由此变相提高工人的社会剩余价值率，乃是不可阻挡之势。这就是现代的资本家要采取的欲壑难填的社会应对办法：一边与邻为壑（实体资本的竞争），一边合作共赢（虚拟资本的联手），使得老百姓越来越能够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策略的存在性——自己的钱越来越少、别人的钱越来越多；他们每一个人都如此切身感受着，——它像一个越来越紧的魔咒箍在每一个人的项上，越来越有了实际生活的含义。这就是现代财产状况，个人的财产竞争直接体现他们之间的竞争，这就是现代博弈理论的用武之地，包罗其中的实质性规定除了这些，恐怕不会再有其他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