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14 08:58
东方专制主义，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是一些西方学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的历史定格，从而将东方专制主义视之为东方中国社会的唯一的思想源流和制度底色。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专制”特指东方国家君主一人对所有臣民实行的主人对奴隶式的政治统治。其根源在于东方人的奴性。他因此种下了“西方是自由的，东方是专制的”种子。当时亚里士多德眼中的西方主要指希腊，东方主要指接近于希腊的波斯。
西方进入近代世界时，东方世界成为知识分子的研究对象，孟德斯鸠提出了“亚洲的奴役”和“欧洲的自由”的二元认识框架。他认为亚洲的广大平原和适合于耕种的土壤及其相应的农民社会，适合于建立庞大的专制国家。欧洲恰恰相反，领土狭小和商业民族容易产生自由精神。“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十七、八世纪是是“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发展的“节点”。1758年，“东方专制主义”这一名词出现在爱尔维修的《精神论》一书中，此后扩展开来。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历史。“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黑格尔使用“专制主义”的概念来描述东方，特别是中国。他说：“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
韦伯撰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多部著作，从总体上看，他将东方社会视为专制的、奴役的、停滞的，只有自由的西方才创造了主动进取、勤奋克俭的个人主义精神。
进入20世纪以后，东方专制主义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并扩展到社会。德国学者魏特夫1957年出版了《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其理论基础是“治水社会”，认为大型水利建设和管理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在强大的专制政体下，人民没有自由，只有“恐怖”、“屈从”和“孤独”。只要治水社会不变，专制主义就会永远存在。他是以严厉批判和否定态度看待东方专制主义的。他视野的“东方”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东方”，而且是非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下的“东方”。
总体上看，在数千年西方思想界的描述下，“东方专制主义”已成为东方世界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图景”。在西方人的潜意识当中，专制就是属于东方的，自己却是自由的。西方因为自由而获得了世界，东方因为奴役而造成了停滞，因此需要西方解救东方，在一个因所谓东方专制主义而停滞不前的传统国度里，何以迅速崛起，并正在走向、获得和引领世界?这是当今东西方学术界都需要回答的问题。问题的答案之一就在于在中国还长期潜藏着一个重要传统，这就是东方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