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整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与巩固自己权利的同时，勃列日涅夫上面对国内经济的种种问题，也看到东欧各国都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所以在执政的第一个阶段，他对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留下了严重的农业问题，在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前，他不得不先抓农业改革。针对农业中存在的问题，自苏共中央全会后，勃列日涅夫在农业方面采取了相关政策与改革措施：实行固定收购和超计划交售奖励的制度，凡是农庄、农场超过固定收购计划指标后交售给国家的农产品，国家按比收购价格高出50%的价格收购。为了提高物质刺激在促进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从1965年到1979年，农产品共提价7次。苏联在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过程中，实行了稳定零售价格的政策。

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稳定，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某些农产品收购价格超过了零售价格水平，出现了倒挂，如近郊农民拿着大麻袋到城市大量购买面包用于喂猪；二是财政补贴不断增加。完全经济核算制的农场，可以把大部分利润留为自己支配，而不是上缴预算。

1964年7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还通过了《集体农庄成员优抚金和补助金法》。该法律指出：苏联现已有可能在集体农庄中设立养老金、残废优抚金、丧失赡养人员优抚金以及女庄员的妊娠生育补助金，实行更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规定的优抚金和补助金，用农庄和国家的资金来支付，不得从农庄庄员收入中作任何扣除。

几经变更后，农庄的社会保证与保险（放心保）基金，1/3来自农庄，2/3来自国家预算拨款。1965年到1982年，按法律规定领取优抚金（主要是养老金）的农庄庄员人数由800万人增加到1080万人。

从1973年开始到勃列日涅夫逝世，农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基建投资总额中一直占27%左右。如果把与发展农业直接有关的化肥、农药、农机、混合饲料、微生物工业部门的投资计算在内，农业投资占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30%以上。苏联对农业投资的数额，在当时世界各大国中居首位。

勃列日涅夫在对赫鲁晓夫后期已酝酿的经济改革进行继续试验与对农业改革的基础上，决定在工业部门推行新经济体制。他执政第一阶段一直强调，改革要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进行：

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提高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转向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作用；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这三条，既是实行新经济体制的原则，也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

围绕这些改革目标，首先，重新建立了部门管理体制。经过改组后，苏联工业管理体制大体上又恢复到1957年赫鲁晓夫大改组以前的状况，力图“把集中的部门管理同共和国和地方的广泛的经营主动性结合起来”。1965年改组后到1970年，加盟共和国（包括地方）所属工业产值与联盟所属工业产值基本各占50%左右。其次，在加强企业经营独立性与经济刺激方面实行改革，改革计划体制。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靠下达大量指令性指标来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使企业丧失了独立性。1965年改革时，国家给企业下达的指标，由赫鲁晓夫时期的八类二十多项减为六类九项。

长期以来，由于企业利润基本上全部上缴，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靠国家财政的无偿拨款。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经济改革时，强调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与企业经营活动结果之间要挂钩，相当一部分利润应留给企业。这样，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除了国家财政拨款外，相当一部分是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长期贷款。

应该说，对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起步阶段的苏联来说，勃列日涅夫推行改革的三项原则与目标，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年-1970年），经济状况也要好于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

俄罗斯学者菲利波夫对第八个五年计划的评价是，它是“作为斯大林时代以来最成功的一个五年计划载入苏联历史的”。“尽管犹豫不决和保守主义不允许改革者的计划得以彻底地实施”，但“新办法开始在绝大部分工业企业实行，并波及运输业和其他一些国民经济部门”，因此，“到1960年代末期，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这个时期的改革并没有使传统的体制发生根本的变化，以至于后来，改革实际上停了下来。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头几年，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社会经济情况较好。但是，在这一时期，随着其领导地位的日趋稳固，他的一些亲信逐步进入各级领导岗位。勃列日涅夫从执政初期的谨慎，到越来越自信，并发展到自以为是，其中，不少阿谀奉承者起了作用，周围的保守力量对他影响日益增加。

依赖于旧体制获得与保持既得利益的官僚权势阶层反对改革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作为本质上持保守、怕承担责任及从来不想对传统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勃列日涅夫，对改革的态度也开始消极起来，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

1971年的苏联共产党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改革”一词了，改用“完善”一词，认为苏联对原有的体制不需要改革。俄罗斯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改变是苏联向“停滞”过渡的标志。

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主要在“条条”与“块块”之间兜圈子，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则是在减少还是增加几个指令性指标之间扭来扭去，一直迈不出大步。

改革停滞在工业领域，突出表现为原来确定的改革三项目标均未能实现。首先，企业自主权问题未能取得实质性解决。

经过改革，企业自主权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但并未得到实际解决，企业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据苏联调查，大多数经理认为，改革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权限太小，企业条例中规定的一些权限也经常遭到上级机关的侵犯。这一直是苏联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之一。

从计划制度来看，尽管减少了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指标，但一些主要指标仍由国家控制。减少下达指令性指标只是量的变化，并没有使计划制度发生质的变化。

改革以来，企业的法律地位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未得到解决，企业仍要面对几十个“婆婆”，各个上级机关不时地发出各种指示或某些禁令，但对企业执行种种指示所需的资金和条件却不加过问。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经营自主权和主动性。

其次，经济方法在经济领导中的作用十分有限。经过18年的改革，并没有改变按老一套行政指令下达计划任务的做法。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常常被忽视，加上苏联长期存在随意给企业下达指标的做法，使得计划难以符合市场需要等客观条件。苏联对经济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般也是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条例、法令等行政措施解决。因此，造成了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各种指示和规章数以千计，无数繁琐的规定使人难以弄清。

第三，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仍处于矛盾状态。从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来看，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真正解决奖金与企业的最终成果挂钩问题，在奖金方面存在很多矛盾，日益出现了平均主义的倾向，奖金慢慢成为固定的附加工资。另外，一些企业领导人经常利用职权和非法手段捞取奖金。这些都使得奖金难以起到调整企业和职工利益关系的作用，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由于行政方法领导经济仍然盛行，造成行政领导常常不顾社会与企业之间存在的矛盾，强制企业违背自己的切身利益，去从事行政领导，认为社会需要各种经济活动。其结果是，企业活动在经济上的动机消失了，更多的是行政杠杆起作用。

从农业领域来讲，勃列日涅夫一上台首先进行的就是相关改革，但原来高度集中的统制农业的思想与体制并没有大的变化。长期以来，苏联农业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问题仍未能改变。生产资料越公越先进、生产规模越大越优越的思想，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仍占统治地位，实行的政策是加速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在管理体制方面，特别在农业计划制度方面，虽然在农业改革时明确规定国家只下达主要农产品的采购量，但实际上，农庄、农场并未摆脱上级机关的琐碎监督。农庄、农场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只是一句空话。

另外，农业劳动者实际上还是无权参与生产与经营活动。尽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曾批评由于农业劳动者无管理权，农庄理事会流于形式，影响生产者的积极性，但这个问题一直到勃列日涅夫1982年逝世时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阿尔巴托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体制改革所作的总体评价是：“到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在斯大林专制的艰难年代中保存下来的向前发展的潜力看来已经耗尽。苏共二十大所激发的，而在随后的岁月中被保守主义的灭火队竭力加以扑灭的那股新的热情也已逐渐泯灭。1964年上台的领导人甚至不想去使国内政策恢复活力。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短命的，很快被我国历史上最盛行的无所不在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作风和管理方法所代替。”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经济改革没有间断过。改革涉及的面比较广泛，使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发生了许多变化。

这个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改革管理体制、改进管理方法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强调利润对企业领导和工人的物质刺激作用。其实质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有限地利用市场机制；以行政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这个改革，在当时曾一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发展，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达到了鼎盛期。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从总体上看是有发展的，特别是苏联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顺利完成，制止了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滑的趋势。

苏联“八五计划”期间社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4%，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仍然达到了6．4%。生产的发展，使苏联的经济水平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

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而农业总产值则达到了85%。从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

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物价长期稳定，无论是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都上涨了；人均肉、奶、蛋、鱼、面包、瓜果、蔬菜的消费量以及每百户家庭拥有的电视机、手表、照相机、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自行车、摩托车、小型汽车等高档、长效消费品的数量增加了；房租、交通费较低，退休金也基本能满足生活需要；居住条件有所改善等等。

尽管如此，苏联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居民购买高质量的商品困难；无论是集体农庄的庄员，还是工人、职员，酒的花销都要占其消费支出总额的4—5%；大多数居民的住房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家的财政补贴负担日益沉重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对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式的经济管理体制没有根本的触动，没有解决苏联经济如何持续增长这一实质性问题，到7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了下来，苏联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弊端暴露得日益充分。究其原因：

理论上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作用缺乏认识，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还组织了对东欧国家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批判，从而阻遏了对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探索。

实践上由于“新经济体制”的实行，面对所出现的片面追求利润、忽视产品质量、盲目滥发奖金，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等问题，没能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害怕改革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动摇其权力基础，因而改革逐步收缩，出台的改革措施被取消，致使经济体制改革半途而废。

首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后期，这种情况日益严重。表面上，政治局各委员都对自己主管的领域负责，一切决策都由政治局作出，但实际上政治局作出决策，往往是形式上的，主要还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等少数几个人决定。随着勃列日涅夫地位的巩固与加强，他总揽了党、政、军大权。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不只反映在勃列日涅夫一个人身上，苏联党的很多领导人都兼任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

另外，在党政领导的组织机构上也得到充分体现。

苏共中央机关设置的与政府部门相应的部门比过去更多了，如国防工业、重工业、机器制造、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等部门，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导致各级党组织往往对一些具体经济问题作决议、发指示，大大削弱了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有关党政关系一直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没有确定党政关系的原则；二是在实际工作中，过多强调苏共执政党的地位；三是与斯大林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党政不分的体制也难以改革。

其次，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

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扩大权力。据不少材料披露，像1979年底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事情，只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四人商量作出决定。由于个人集权的加强，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一书中说：在那个时期，政治局有些会议，开会的时间只有15～20分钟，用于集合就座的时间，往往比用于讨论工作的时间还多。即使是十分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言辞是：“同志们已作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作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有意见也没法提。

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

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编造历史夸大自己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自己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从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他拥有的勋章与奖章共达200多枚，死后在送葬行列中为他捧胸章与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吹捧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垦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底，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

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和泉源”。

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

阿尔巴托夫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

个人迷信是个人集权的必然产物，它反过来也为巩固与发展个人集权创造条件，相互促进。

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

赫鲁晓夫执政时，看到了传统体制下干部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改革，目的是要废除像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腐朽的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富有活力。

但他在这一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过干部大换班，变动过于频繁等。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注意力集中放在赫鲁晓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上，并没有考虑到传统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因此，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以稳定政局等为由，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免制。在这方面倒退的消极作用十分明显——

第一，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使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

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49.6%，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二十六大已高达90%以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变动更小，18年中只换下12人。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是苏共历史上没有过的。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死亡和正常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人被撤换。由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重要干部由“一号人物”来决策，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不可能由年轻干部担任。

第二，终身制的必然结果是领导干部老化。

赫鲁晓夫下台前夕的1964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1岁，书记处成员为54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干部的普遍老化，是苏联社会死气沉沉、保守僵化和各种消极现象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勃列日涅夫后期的八年中，他实际上已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已经无力正常执行领导者的起码职责”。当时的苏联上层都很清楚，但只有等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他才离开苏联最高领导的职位。这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现行的机制、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环境实际上排除了‘正常’接班的可能性。”

第三，终身制使不正之风盛行。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高层领导人是否退休，并不取决于年龄与是否有才能，而是取决于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关系。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不少干部不是把精力用于做好工作，而是搞投机钻营。勃列日涅夫还对其家属和沾亲带故的人给予“照顾”，让这些人升官、捞取私利。他女儿的最后一个丈夫丘尔巴诺夫令人头晕目眩地青云直上，在屈指可数的几年内，从一名普通的民警政治工作者一跃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被选入党的高层机关，获得了奖赏、汽车和别墅。勃列日涅夫的儿子被提拔为外贸部第一副部长。他的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

第四、“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使得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就存在的“特权阶层”进一步扩大与稳定，这一阶层的人思想更趋僵化，这也成为阻碍整个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特权阶层形成的原因，笔者认为，阿尔巴托夫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说：特权阶层的形成，“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斯大林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使命是不同的，斯大林时期的“特权阶层”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状，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也是这个时期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