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所固有的文化（中古期—公元7世纪）。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一些古迹、古钱币及铭文表明在也门曾出现过辉煌灿烂的阿拉伯古文化，而在伊斯兰以前的麦加也有较高水平的文化，并且由于兴盛的商业往来，麦加的古莱氏商人通过与邻近地区居民的接触，将较发达的东方古国的文化（如伊拉克、叙利亚等地）逐渐带回半岛内部，成为最早的文化交流的使者，为古代阿拉伯文化注入了新鲜的养分。这一时期文化的内容包括阿拉伯语言、诗歌、谚语、故事、星象等，在古代诗歌中出现了早期阿拉伯有关宇宙的哲学思想的萌芽。

二、伊斯兰教文化，可以说它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主体，自公元7世纪中期伊斯兰教产生至今，在阿拉伯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语言学、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学、政治学、法学方面都受到伊斯兰教的深远影响。伊斯兰教文化包括《古兰经》经注学，圣训教义，教法学等。

三、由穆罕默德逝世后的四大哈里发执政时期至阿拉伯帝国的形成期间，阿拉伯人的铁骑所到之处正是人类文化的先驱所在。通过吸收和发展各地区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如：拜占庭、波斯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希腊、罗马和中国文化，形成延续至今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浩如烟海、繁若星斗的学术文化作品，出现了盖世不朽的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家、艺术家。他们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体系，对欧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据阿拉伯史料记载，倭马亚王朝期间出现早期的文化译介活动，但未形成规模。直到阿拔斯帝国，特别是在阿拔斯朝代中期的公元830年至930年左右，在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大规模、有组织的译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形成了巴格达学派。它取代了早期的亚历山大学派，并引发了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文化中心和埃及的开罗文化中心，共同构成了辉煌绚丽的“五百年文化黄金时代”。文化史学家艾哈迈德·爱敏用三个阶段来勾勒这场文化译介活动：

第一阶段（初期）

起自曼苏尔哈里发，止于拉希德时代，即从伊斯兰教历

第二阶段（鼎盛期）

起自麦蒙时代（813～833在位），即伊斯兰教历198年，止于300年。麦蒙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馆”，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组成，统一组织和集中领导全国的翻译和学术研究活动，从此，翻译活动进入新的高潮。智慧馆以重金延聘了各地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如伊本·穆卡法、艾布·叶海亚、叶海亚·伊本·马赛维、侯奈因·伊本·易斯哈格、萨比特·伊本·古赖、白塔尼、花剌子密、伊本·麦台尔、叶海亚·伊本·阿迪、肯迪等。他们集体从事译述、研究活动，将用重金从各地所搜集的一百多种各学科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勘、译述，并对早期已译出的有关著作进行了校订、修改和重译工作。在译述过程中，将翻译和研究紧密结合，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这一时期翻译了希腊各个学科的最重要著作，重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翻译了毕达哥斯斯的《金色格言》和希波克拉第与格林的全部著作，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这些著作都是由候奈因·本 ·易司哈格及其学人翻译的，其中大部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由他的儿子易斯哈格翻译的。此外，最著名的翻译家还有：约翰·伯特里格（哈里发麦蒙的释奴），他的哲学造诣很深，超过他的医术，他翻译了很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第三阶段（尾声）

约公元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中叶（伊历300年-400年）翻译的主要作品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物理学》及其注释。著名的翻译家有麦泰·本·优努斯、萨比特·本·古赖等。

“百年翻译运动”的历史时期被确定为“起自买蒙时代，即伊斯兰教历198年，止于300年”（约公元830年至930年）。这个时期翻译了希腊各个学科的最重要著作，重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翻译了毕达哥拉斯的《金色格言》和希波克拉第与格林的全部著作，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这些著作都是由候奈因·本·易司哈格及其学人翻译的，其中大部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由他的儿子易斯哈格翻译的。

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结束时，古希腊科学典籍中的全部重要著作和大部分较次要的著作，都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论天》、《论生灭》、《气象学》、《幼物志》、《论灵魂》、《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问题篇》、等等；柏拉图的《政治家篇》、《法律篇》、《国家篇》、《智者篇》、《辩解篇》、《蒂迈欧篇》、《斐多篇》、《高尔吉亚篇》、《普罗泰戈拉斯篇》、《斐德罗篇》、《斐利布篇》、《泰阿泰德篇》、《巴门尼德篇》等；玻菲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毕达哥拉斯的《金色格言》及有关音乐的论文，此外还有医学、天文学、数学方面的各篇译作。格林（盖伦）的《解剖学》（7卷）、《小技》等全部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和保罗的大部分医学著作：获奥斯科里的《药物学》、《医典》；托勒密的《天文大集》、《四部集》、《地理学》、《光学》等；阿波罗尼罗斯的《圆锥曲线》、《比例截割》、《有限极数》等；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数据》、《现象》、《光学》、《论音乐》等；阿基米德的《论球和圆柱》、《圆的测定》、《论平面板的平衡》、《论浮体》、《定律》等等。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有：约翰·伯特里格，他翻译了很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库法的书商哈加吉·本·优素福·本·麦脱尔·巴尔莱拜克的盖斯塔·布·鲁高、侯奈因·本·易司哈格、萨比特·本·古赖（萨比教徒）等等。他们精通希腊语、波斯语、古叙利亚和阿拉伯语，这种奇特的语言能力，是历史与文化遗留下的产物。

在书籍编写上，法拉比说两者貌似差异的原因在于撰写的背景、方式不同，内容上不存在根本分歧。如在本质的含义问题上，柏拉图在他众多的著述中分析说最正确、最古老的说法是：所谓本质意味着最接近心灵、头脑即理性而远离感觉和自然存在物。在亚里士多德的书中他是这样解释的：第一本质：即人。了解了这些言论我们就不会再认为两位哲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了。

（1）在对原著直译的基础上，作了大量校勘、注释、质疑、补正、摘要、评论等，借题发挥了自己新的创见。

（2）确立了各学科的阿拉伯语名词、术语、概念、范畴体系。凡译文中涉及阿拉伯语已有的词汇，用阿拉伯语进行意译，凡译文中阿拉伯语无准确词汇表达的，引进外来词汇，进行音译；凡无法用阿拉伯语表征的词汇，创造新的词汇并赋予确定含义予以表述。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化学(炼金术)领域的大量名称、概念、范畴，是在翻译过程中用阿拉伯语逐步确立的。

（3）依据社会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除对大量名著全译外，还对一些著作进行了选译、节译、摘译、译编、改编。

（4）对一些著作经多次转译而被曲解或失传的部分，经校勘改译恢复了原著本来的面目。对原著的错误，进行了纠正。

（5）在译述的基础上，对有关学科根据观察实验研究所取得的新资料，撰写了大量新的各学科学术著作，阐发了新的创见。

（6）开创了集体协作译述的先例。凡大部头的著作由多人分工译述和注释，初稿译出后，集体讨论通审校译，最后由主译审定。有些著作经几代人初译、重译而完成。

波斯人以阿拔斯王朝的功臣自居，首先受到重视，包含政治管理体制思想的历史典籍如《波斯列王记》（原名叫《希达纳迈书》）、《阿因纳迈》（介绍波斯制度、传统和习俗）以及波斯的散文、故事、格言、寓言、音乐作品熏陶，启发了阿拉伯人自身固有的智慧，使他们以全新的感受感知生活，创造出兼备不同文化风格的色彩愈加灿烂的文化作品。

由于波斯与印度为邻，波斯人已将印度文化融在自己的文化中，当波斯典籍被译成阿拉伯文时，其中的印度文化也就介绍给阿拉伯人了，如著名的文学作品《卡里莱和迪木乃》、《千篇故事》，而早在伊斯兰教问世之前，就早已与之有商业往来的印度，（《古兰经》里就有印度词汇），在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韦立德一世执政时（705-715年），印度西北曾被纳入阿拉伯版图。阿拉伯人最早向印度人学习数学和天文学，印度数字和零号以及十进位制正是通过生活在阿拔斯时期的阿拉伯最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花拉子密的著作而传入欧洲，成为世界各国通用的所谓“阿拉伯数字”，这在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医学和文学方面，阿拉伯人也深受印度的影响，在阿拉伯医生和希腊医生束手无策时，印度医术就显示其高明之处了。

希腊文化以其夺目的智慧灵光映照着人类的文明进程，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版图内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等地，更是由于曾经是希腊马其顿王国的一部分，而深受希腊文化陶染，希腊的哲学、数学、天文学、历史、美学等思想哺育了阿拔斯帝国文化，灿若繁星的古希腊科学典籍，与阿拉伯半岛沙漠牧区上空的明月遥相呼应，绘制成一副奇特的文化景观。本世纪阿拉伯世界最负盛名、最有影响的伊斯兰学者、阿拉伯史学家、埃及的艾哈迈德·爱敏认为?“穆斯林哲学就是建立在希腊哲学的基础上” ，尽管这种说法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曾引起许多伊斯兰学者的反对、甚至抨击，但是文化史上的确凿资料可以说明希腊逻辑学和哲学著作的译介对伊斯兰宗教哲学和阿拉伯世俗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文化融合的代表人物还有逊尼派首领伊本·古太白、植物界泰斗艾布·哈尼法·迪奈瓦里，第一位阿拉伯哲学家铿迭等等，没有旷日持久、造诣高深的学术译介活动，这些学者、思想家们的诞生是不可能的。如前所述，不同文化成果的竞相绽放，使得其特色更加异彩纷呈。尽管阿拔斯帝国的哈里发们强有力地推行阿拉伯化，（其主要内容为号召异族人皈依伊斯兰教、学习和使用阿拉伯语，为帝国效力），但他们深知阿拉伯文化的优势只在于语言、文学和宗教，急需其它文化优长的补充，有着古老政治制度和文学传统的波斯文化，有着科学与哲学特点的希腊文化，以及有着精彩的神学和数学思想的印度文化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潮中，通过翻译家们智慧的理解，娴熟的笔法，保存和传播了这种古老的东西方文明，它们滋养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它提供了一片蕴育无限生机和财富的土壤，此后，在这片沃土上才产生了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著名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翻译运动的形成，最初是由于阿拉伯帝国征服了文化比自身先进的广大地区，为巩固执政是需要，从而大力吸收外来文化，提升作为征服者的阿拉伯民族的文化水准。而在阿拉伯帝国已经稳固执政地位后，帝国进入昌盛安定时期后，物质生活的繁荣促进了精神生活的繁荣，翻译运动又为鼎盛的阿拉伯帝国及时送去了和平时期的精神食粮。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需要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精神生活需要成为翻译运动形成发展的主因。

历史原因

在阿拉伯古史上，由七世纪（倭马亚王朝）进入八世纪（阿拔斯王朝）并不只意味着时间的延续和进展，阿拉伯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游牧的蛮荒进入城居的文明；阿拉伯人由操纵牧鞭，挥舞宝剑，攻城夺关，到掌管帝国庞杂的社会事务。打天下易，守天下难。政治统治的需要，使阿拉伯人面对异族异域的先进文化，为了防止政权旁落，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们竭力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兼收并蓄，通过大量译介宗教、医学、天文学、数学、哲学、历史、政治、文学、音乐等各领域的书籍，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治。

宗教原因

伴随着阿拉伯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宗教讨论较之早期创教与传教时期的简单信从进入到了深入探讨与研究的阶段，发展到谈论命运和前定等问题。有人主张宿命论；有人则鼓吹自由选择的反宿命观点。在穆斯林中间，在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之间展开“哪种宗教最好？”“哪种宗教对具体问题的主张最正确？”在辩论中，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由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已能娴熟地运用希腊逻辑学和希腊哲学这种有力的武器，而往日伶牙俐齿，堆砌词藻的穆斯林们深感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最初单纯为了护教的想法，使他们通过翻译的作品，埋头钻研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哲学，令他们从中品尝到思维的无比快乐，进而不再将逻辑学和哲学作为一种工具，而当作思维与智慧的结晶来研究，产生了世界著名的穆斯林哲学家，如铿迭、法拉比、伊本·西那、伊本·鲁西德、伊本·赫尔敦等等。

学术原因

社会阶段的前进，必定带动文化与学术的进步和繁荣。阿拉伯人由孤芳自赏，津津乐道战事、聆听诗歌，编排晦涩难懂的词句，到进入人类古文明的腹地；由伊斯兰教所训导的学问只有两种：宗教的（有关精神的）和有关身体的（医学）到面对波斯的律例史记，印度的神学、数学，希腊的逻辑和哲学，令阿拉伯人眼界大开，启发了智慧，从而继续发展了理性思维和逻辑分析，并有所选择地将异族文化与本民族文化融会贯通。阿拉伯人在文化发展阶段上曾经由多神崇拜（前伊斯兰时期，或称蒙昧时期）进入-神信仰阶段。此时，大量文化与学术著作的译介活动，将阿拉伯人由-神信仰阶段带入更高的层次--理性思辩阶段。

政治原因

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时代之前甚至伊斯兰时代之初，科学文化水平低下，史学界称此时的阿拉伯人处于蒙昧时代。那时的阿拉伯人，不过略具些微的知识与简单的观察而已，还说不上什么科学。”“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差不多全是文盲,游牧人地区尤其如此。”到四大哈里发和伍麦叶时代，阿拉伯人的文化有所发展，但与周围的被其征服地区的文化相比较，还是相当落后。“伍麦叶人还保存着蒙昧时代阿拉伯人的思想意识,对哲学与宗教学的深刻的研究，毫无兴趣。”这个时期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地区的文化水平要远远超过阿拉伯人。因此，阿拉伯统治阶级必须汲取和利用异族的先进文化，否则，在统治文明层次明显高于自己的异族时会产生文化心理自卑，且无法使被征服民族真正驯服。这显然不利于统治执政。通过翻译外国书籍，学习外国先进文化,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

精神文化需要

在阿拉伯帝国初创阶段，征服非阿拉伯国家和传播伊斯兰教是国家生活的主要内容，宗教和军事思想是社会主流思想。在征服阶段大致结束，即八世纪中叶阿巴斯王朝以后，帝国步入稳定阶段，社会的安定带来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帝国统治着一方面要学习，摸索新的统治模式（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后的统治模式），一方面也要满足社会各阶层在新的时代的蓬勃发展的精神需求。这就成为翻译运动在这个阶段的最主要动力：即通过译介，在世界其他文明中寻找可以为新时代新形势所用的精神财富和思想统治工具。

地缘文化优势

阿拉伯半岛以及后来建立的阿拉伯帝国处于亚欧大陆的中部，并和非洲连接。在阿拉伯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和东西方的文明都有了密切的接触。自古以来，由于地理距离的遥远，虽然在中亚西亚中不断有文明和帝国产生，但因为种种原因，在连接东西方文明（指远东和欧洲）方面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使东西方文明相互隔绝，彼此在各自的范围内独立发展，交流甚少。阿拉伯帝国建立后，消灭了东西方之间的几乎所有国家，在吸取东方和西方两个邻居的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在东西方之间建立了持久的，稳固的直接联系渠道，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一个可靠的中间人。“中间人”角色是阿拉伯人在人类历史上惯常扮演的角色，无论在商业和文化交流上都是如此。显然，他们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所起作用是很大的。

历史的时机

翻译运动所处的公元八世纪到十世纪，是欧洲历史上黑暗的中世纪，亚洲的波斯文明和两河文明进入衰退期。在这样一个时机，利用地处东西方之间的有利位置，吸收各种文明（主要是周边衰落的文明）的养分为己所用，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当历史的列车前进到欧洲黑暗时期结束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后人们发现，在欧洲人都被牢笼般的神学统治的时候，阿拉伯人保存和发展了众多人类文化宝库中曾经辉煌的珍宝。而且经过历史的清洗，这些珍宝仅存于阿拉伯人的口袋。这无疑使宝藏的价值得以大大增值，也无疑使翻译运动的历史作用得以放大。打个简单的比喻：阿拉伯人把文明在最便宜的时候买进，在最稀缺，最昂贵的时候卖出。翻译运动正是起到了在最恰当的时机，夏天买炭而又雪中送炭的作用，因此能够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伊斯兰教的宽容尚学

伊斯兰教在早期是比较宽容的，对异教和异文化都采取较策略的办法对待。这种宽容显然是有利于吸收借鉴异文化的。 伊斯兰教崇知尚学主要表现在崇尚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方面： 伊斯兰教以“天启”确定了知识，智慧在人类社会中的神圣地位，阐述只有知识才能去除愚昧，领导人类走向美好的天园； “‘知识是圣教的生命’。这句哲言是先知穆罕默德对穆斯林永恒的嘱咐”〔5〕。 伊斯兰教尊重知识分子，给予知识分子崇高的地位。他们被赋予“安拉的意欲者”，“列圣的继承者”和“为主道而战的勇士”等等美誉。有这样一句圣训，很精确的表现出了学者的地位“学者的墨汁等于殉教者的鲜血。”〔6〕(p3)把理智放在盲目激情之上。这在宗教信仰的世界中是极为可贵的理性之光。 伊斯兰教崇尚学术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鼓励穆斯林远行求学，积极吸收各地先进文明，还把追求知识作为遵循主命的圣行。先知穆圣说过：“求知，从摇篮到坟墓”，“哲理是牧民们失去的骆驼，必须寻找，哪怕到中国去。”〔7〕(p99)伊斯兰教宽容的崇知尚学把追求人类文明发展的世俗精神与一神信仰联系起来，把对来世的追求与现世的奉献联系起来，把个人今生存在的价值与来世终极关怀联系起来，激发起强大的神圣的精神能量，鼓舞学者们不畏艰难，远行求学。“贫困不能阻，艰险不能移，沙漠的酷热，大海的惊涛，他们都视之坦途。因为在他们心中已深深扎下了求知即是圣战的信念。为求知而死，就是为宗教现身。以致在许多人眼中，学问就是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3〕（p68）

阿拉伯人的世界观

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有长途跋涉，跨地域贸易的习俗，使其认识到世界的广阔，文明的多样和博采众长的必要。视野的开阔，心胸的宽容，这些民族特性使其可以大规模的接受外来文明的成果，而没有太多宗教性和地区性的封闭狭隘排外心态。而封闭性正是中世纪其它封建文明的主流社会心态，因此这种开阔和宽容就显得更加可贵。

统一的语言

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阿拉伯语缓慢但是坚定的取代了帝国境内原有文明的语言。虽然统一语言的最初目的是便于统治和伊斯兰教的传播，但同时也便利了文化的传播。翻译运动所指向的语言大多数都是统一的阿拉伯语。统一的语言有利于知识的双向交流。这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古籍的再翻译过程中体现的更为深刻。

造纸术

中国的造纸术在八世纪通过中国战俘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并由阿拉伯人传至欧洲。书写材料是决定文化活动规模，范围和层次的重要条件。纸张的广泛应用，大大便利了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的发展。“没有造纸业的发展，就没有阿巴斯时代学术的繁荣。”〔3〕(p22)可以肯定的是，翻译运动也从造纸业的发展中受益匪浅。 以上因素是促使翻译运动成为世界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原因。这些原因只属于阿拉伯帝国的翻译运动，而与其他文明的翻译活动相区别。帝国政治，经济的需要再加上上述客观条件，所有因素构成的历史的合力，最终成就了轰轰烈烈的翻译运动。人类有理由感谢这场运动，因为他给我们的实在太多。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鼎盛期出现在阿拔斯帝国（公元750-1258年）时代，当时的首都巴格达既是一座繁荣的国际城市，更是一处世界文化交融的学术中心，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瑞罗亚斯德教、萨比教等，文化模式和宗教思想在这里汇合，在以阿拉伯语为主要用语的强有力的阿拉伯文化的进程中，如同百川纳海，大大丰富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内涵，激发了帝国臣民的智慧，为阿拔斯王朝后期创造出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文化成果奠定了基础。

阿拉伯民族正如坚忍笃诚的沙漠之舟—驼队一般，背负着传承文化的巨任，在热情与智慧的合作下，在不知不觉中继续奏响起古老文明的铃声，穿过沉寂的中世纪，走向蕴育着希望与复兴的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