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中术为道教的方术之一，玄女作为房中术神依然居于主要地位。据葛洪《神仙传》卷四《张道陵》载：张道陵“其治病事皆采取玄素”。魏晋时期，房中术更加盛行，“房中之法十余家”，房中经有《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陈赦经》《子都经》《天门子经》《容成经》，而《玄女经》位居第一。葛洪的神仙道教以房中为长生成仙之道，据其所载，确有人因修炼玄素之道而长寿或成仙：容成公者，……行玄素之道，年二百岁。甘始者，……行房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在世百余岁，乃入王屋山仙去也。昔黄帝……论道养则资玄素二女，……故能毕该秘要，穷道尽真，遂升龙以高跻，与天地乎罔极也。上引《列仙传》中的女几似乎也由是而得道成仙了。

《玄女经》在《隋书·经籍志》医方类中尚有著录：《素女秘道经》一卷并《玄女经》，《玄女经》云：黄帝问玄女曰：“吾受素女阴阳之术，自有法矣。愿复命之，以悉其道。玄女曰：“天地之间，动须阴阳。阳得阴而化，阴得阳而通。一阴一阳，相须而行。故男感坚强，女动辟张，二气交精，流液相通。……能知其道，乐而且强，寿即增延，色如华英。”（《至理第一》）汉魏时期，玄女在社会上特别是道教之中有很大影响。玄女与素女是房中术的老前辈，彭祖、老聃是她们的学生，黄帝的飞升也有赖于她们的法术，而在玄素之中，玄女又居于首位。这些都说明了在玄女房中术方面的神圣地位。

方仙道和黄老道继承马王堆帛书医药养生房中术的内容，结合神仙方术和儒家宗法思想等，推出了新的成仙房中术和广嗣术，大大发展了马王堆帛书的阴阳大道与合气之术。两汉之际，盖有涓彭派存在，活动在北方。容成派活跃在汉末魏初，影响很大。

六朝贵族道教的新房中术，充分利用了历史遗产和民间宝库。无论寇谦之对黄赤之道进行伪装，还是隐书之道吸收黄赤之道，都脱不掉与巫术的干系。有不少女仙行五行之道，令人怀疑她们具有女巫的身份。女仙被描写为隐书之道的传授者，许多传授依靠梦中相会或乩语，显然来自巫术。隐书之道描述了许多女仙和凡男动人的恋爱故事，以歌颂爱情的形式传授修炼房中术。葛洪公开主张施行房中术，但具体内容却讳莫如深，特别崇尚秘诀。隐书之道更是用声称精神恋爱的方式遮掩房中术。道教有方术秘不轻传的习惯，经典和口诀往往故作隐晦之词。这样既可显示高深莫测，自抬身价，又利于注解发挥，结成派别。

葛洪反对民间道教的祈禳斋醮房中术，但葛洪认为修炼金丹术需要房中术的配合。寇谦之借老君之口，肯定张道陵的黄赤之道，谴责当时的天师道篡改了张道陵的黄赤之道，败坏了风俗。其曰：“妄传陵身所授黄赤房中之术，授人夫妻，淫风大行，损辱道教”。寇谦之对于合气之术，也打张道陵的旗号，障人耳目，偷偷地继承了当时民间黄赤之道。故《隋书·经籍志》曰：“（太上老君）又使玉女授其服气导引之法。”刘宋道士陆修静叹惋南北朝时期灵宝经戒律轨仪特别是授度仪驳杂错滥，有人跑去向卑猥的黄赤道士请教，造成动作不合规范，极不雅观。但陆修静并没有表示出禁绝房中术的意思。陆也行房中术，是可能的。

上清派的房中术主要是隐书之道，从《真诰》一书可以看出隐书之道是怎样形成的。《真诰》指责行黄赤之道的人心中怀着淫欲，所以肮脏。行上清术的人如果有黄赤之道那样的淫心，也将遭神谴，无法成仙。但《真诰》并没有完全否定黄赤之道。紫微夫人描写的黄赤之道包括服气食阴、刺法、姿势和忍精等。《太真玉帝四极明科经》为六朝上清经科律，公开为房中术进行辩护。《四极明科》的辩护代表了《真诰》的态度。 以《真诰》为代表的上清经将存思、诵经与玄素之道、容成御女术、涓彭之道和黄赤之道融为一体，形成了隐书之道。

《洞真太上说智慧消魔真经》抨击包括黄赤之道在内的几种房中术，指责它们秽浊臭乱。所谓秽浊臭乱，是指责性行为违反了异性恋的合理模式，打乱了等级和道俗界限，超出了婚姻与家庭的道德范围。《洞真太上说智慧消魔真经》曰：“或阴阴相结，或阳阳相缠，或男多聚女，或女饶集男，贵贱混杂，道俗纷纭，妨忌忿怼，隔绝为高，致断种灭胤，堕落不毛，求还未期，悔所无及。或男耽美女，女恋华男，交非妻妾，合非婿夫，奸邪乱正，生杀乖真，不能改悟，非智慧也。”所谓“阴阴相结”盖指女同性恋，“阳阳相缠”盖指男同性恋和男色。《智慧消魔经》的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等级和宗法制度，“道俗纷纭”，是对道士与信徒交合行为的批评。

宋元时期,享乐文化为阴丹术提供了土壤,上层社会为阴丹术提供了空间,道教的世俗化为阴丹术增加了信徒和传播者。陈抟易学给宋元参同阴丹术带来了理论推动。宋元时期性禁锢强化的趋势对遏制阴丹术的传播,作用很有限。从人数来说,内丹功法可以分为清修、双修、群修三种。双修就是一男一女协同修炼。双修的历史似乎不比清修晚。它的历史渊源是房中术。早期的《悟真篇》阴阳双修注释以翁葆光注为代表。早期的钟吕金丹派阴阳双修经诀有《钟吕传道集》等。内证和外证皆表明,钟吕金丹派南宗的建立者白玉蟾传授并实践阴阳双修。南宋还有紫团真人等几位钟吕金丹派南宗阴阳双修丹家。陈致虚确立了全真教南宗的阴阳双修丹法。

一是情志不调时不宜行房

如《千金要方·养性·房中补益》指出：“人有所怒，血气未定，因以交合，令人发痈疽。”《三元参赞延寿书·欲有所忌》亦说：“恐惧中入房，阴阳偏虚，发厥自汗盗汗，积而成劳。”人的情志活动与气血的运行密切相关，气血的运行又影响着内脏的生理功能。在忿怒、惊恐、忧思等情志不调的状态下，可致气血运行紊乱，脏腑功能失调，若复行房事以耗精血，必会进一步损伤机体。根据现代研究，当人处于情绪不佳或精神过度紧张时，会抑制性激素的分泌，阻碍血液流向性器官，使男子阴茎不能即刻勃起，女子出现性欲低下等。同时由于心情不好，意念不能高度集中，性反应、性兴奋便不易激发，也影响了性生活的质量。

二是身心劳倦时不宜行房

性生活可以说是一种全身性的活动过程，行房时内脏组织的气血运行加速，活动量增大，需要消耗一定的体力。而长途跋涉，或负重劳作，或剧烈运动以后，体内的气血已受到不同程度的耗损，此时却贾其余勇，强力入房，必然更伤精气，变生诸病。如《千金要方·养性·房中补益》说：“远行疲乏来入房，为五劳虚损，少子。”《三元参赞延寿书·欲不可强》说：“强力入房则精耗，精耗则肾伤，肾伤则髓气内枯，腰痛不能俯仰”。

三是饱食、醉酒后不宜行房

《寿世保元·老人》说：“饱食过度，房室劳损，血气流溢，渗入大肠，时便清血、腹痛，病名肠癖。”进食过量，已给脾胃造成了负担，又复行房事，使气血趋于周身，脾胃气血相应减少，必然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的正常发挥。醉酒入房是房事养生之大忌，酒可乱人情性，又易损伤内脏，酒醉入房，极易耗竭肾中精气，贻害无穷。如《三元参赞延寿书·欲有所忌》说：“大醉入房，气竭肝肠。丈夫则精液衰少，阴痿不起；女子则月事衰微，恶血淹留生恶疮”。

四是病期慎行房事

患病之人，气血不足，阴阳失调，脏腑功能衰弱，若病中行房，可损伤正气，加重病情。如《三元参赞延寿书·欲有所忌》说：“赤目当忌房事，免患内障”，“金疮未瘥而交会，动于血气，令疮败坏”。特别是病后康复阶段，更应忌房事，否则会因房劳而导致旧病复发，重者使病情恶化，危及生命，中医谓之“女劳复”。如《千金要方·伤寒方下·劳复》指出：“病新瘥未满百日，气力未平复，而以房室者，略无不死”。

五是注意女性房事禁忌

女性有特殊的生理特点，即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由于在这几个时期内，机体往往呈现冲任亏虚，气血不足，抵抗力较低下的状态，邪气常易乘虚而入，如不禁欲、节欲，极易产生各种疾病，严重影响女性的健康。故房事养生提出经期、产期百日内禁欲，而孕期、哺乳期要节欲。现代医学认为，妇女在月经期，子宫腔内有创伤面，如果行房，会将细菌带入阴道，引起月经失调、痛经或生殖器官发炎等疾病。孕期前3个月行房，会引起子宫收缩而出现腹痛、流血，甚至流产；后3个月行房，也易导致早产或羊膜早破。产后的妇女体质虚弱，抵抗力很差，如过早行房，可造成子宫内膜炎、崩漏、腰腹疼痛等多种病症。

到了明朝，房中术更加走火入魔，陷于邪途。自成化后，朝廷上下竞谈房中术，臣下纷纷以献春药邀宠。这种情况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进一步泛滥，不少佞臣纷纷献药，并认为这就是“房中术”。有一个叫陶仲文的，以符水、春药大大得宠，明世宗移居西内，日求长生，不上朝，不祭宗庙，不见大臣，而常见陶仲文。由于陶仲文这样得宠，许多人艳羡

不已，于是方士、道士、官吏一哄而起，假借圣旨以征逐女色，为进药而敲诈勒索，荼毒百姓。房中术的名声越来越坏了，它变成了左道旁门、纵欲淫乱的代名词，正人君子皆耻之。房中术总是和春药、纵欲伤身等连在一起，这种房中术已不复初始阶段的本来面目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对道教的黄赤之道进行了评判,南北天师道的改革也在内部与“黄赤道士”划清界限。这种转向是伴随着权力话语而产生的,当时佛教对于道教男女合气的抨击以及佛教的批判乃是外部之一个方面,而最重要的则是作为权力机器的封建皇权在经历了汉末黄巾军起义、各地的李弘起义之后,对道教作为异端思想的集体记忆长时间存在着。这表面上是一个由不知廉耻的巫岘行为到所谓文明的积极转化,而实际上却是权力机构利用“性”这一话语对道教的身体与思想的规训,同时也是道教作为制度宗教政治化的必然性的“屈服”选择。

1993年在美国性学会主席唯波女士和新泽西州州立大学医学院史密斯博士盛情邀请之下，陈凯前往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做学术访问。在新泽西州州立大学，陈凯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在性功能障碍领域的研究，受到美国同行的高度评价。由于美国性功能障碍患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新泽西州州立大学认为陈凯发明的86-10性功能康复治疗仪大有开发前景，于是申请与陈凯合作，成立性功能障碍研究实验室。陈凯则把他在中国建立养马场进行性功能障碍研究的实践经验与美国同行进行交流。

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美国性学会主席唯波女士向陈凯提出性功能障碍诊疗中存在的难题，希望得到陈凯的帮助。唯波女士是国际性功能障碍性感集中训练疗法理论的实践者。对性功能障碍性感集中训练疗法中不能完善的难题，陈凯提出性行为是伴侣之间配合才能进行的，外来的医学帮助只能解决器质性的病因。由于性功能障碍往往是同时兼有器质性和心因性的病因，治疗性功能障碍伴侣的“温情”与“协调”也是不可忽视的，这恰是解决心因性病因的“良药”。陈凯说中国古代就有“房中术”，“房中术”的核心理念就是一个“和”字，阴阳相和，这能补充性功能障碍性感集中训练疗法的不足。陈凯的这套理论给了唯波女士很大启发，后来在实验室里，唯波女士发现性功能障碍患者夫妻同治有较好的效果，这是对性感集中训练疗法的有力补充。

在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性功能障碍研究实验室成立以后，陈凯与上海市男子性功能康复治疗中心（现上海诚凯男子性功能康复治疗中心）专家之一、我国泌尿外科学泰斗马永江教授多次应邀访问新泽西州州立大学，进行性功能障碍的学术交流和科学研究，而陈凯独特的研究成果为推动国际性功能障碍诊疗新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2年，周世荣有幸参加举世闻名的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并担任发掘业务组副组长，下文中“我”指周世荣。

“房中术是中国古代四大方术之一，强调通过对性生活的调节达到养生的目的。马王堆汉墓竹简《合阴阳方》和《天下至道谈》即是“房中术”典籍，文中谈到所谓“五欲之征”等。

改革开放以前，思想禁锢，凡与性有关的文字，都视为“黄色”的东西，谈“黄”有如谈虎色变。帛书小组的成员怕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采取释文不加标点，不作注释，也不公开发表的办法，这样一来，外行看不懂，内行不用标点也能通读。以上资料除帛书小组成员外，对外是保密的。

1980年，中国古文字学会在广州召开，东道主商承祚和容庚教授在广州园中园设宴欢迎国内外知名的古文字学家，其中有香港饶宗颐、美国周鸿翔和大陆唐兰、于省吾等著名学者，包括笔者在内，刚好坐满一桌。席间，饶宗颐和周鸿翔先生问我:“马王堆汉墓竹帛书中是否有房中术？”我不敢隐瞒，答复说:“有，但不敢发表。”饶、周两位先生说，国外学者很关注，希望早日发表。

返回长沙后，我与马王堆医书研究会的同事研究，并征求文物出版社的意见，他们同意先刊出释文。我不敢用“房中术”三字，而改称《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养生方”释文》。首先在《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1981年第2期上刊登。当年，以赤堀昭为团长的日本医学代表团来访，马王堆医学会将此刊当作见面礼赠送。日本麦谷邦夫先生很快将《养生方》作了注释，把“禁书”抢先公开发行了。

周世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7月生，湖南省祁阳县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班，198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古文字教师班。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钱币学会常务理事会学术委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钱币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马王堆医书研究会副会长。